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

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命令一控制型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两大类.每一种政策工具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管制者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各种管制手段间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正确地选择和组合各种政策工具,以最大化社会福利.     

论福利国家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方法

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面临很多挑战。比较研究方法应用在对福利国家研究和社会政策实践的分析中,积极推动了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同时,福利国家的研究与实践也反过来促进了比较研究方法的发展。比较研究方法在福利国家研究中有三个重要发展:第一,将国家作为比较分析的单位,依托米尔方法发展了三个比较分析模式。第二,在比较研究方法的框架内发展了对福利国家的初始外部分析和内部分析、进一步的外部分析与内部分析。第三,福利国家比较研究实践并发展了截面研究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时间序列和截面的合并分析方法、事件历史分析方法等。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策因素: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政策因素研究作为政策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由于政策过程本质上是政策因素互动的结果,因而可以为当前陷入白热化的政策过程主流理论的替代研究找到一条新路;另一方面,也可据此突破传统政策分析实证方法的单一维度,达到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走出主流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政治系统分析为路径的研究传统,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关系假设支撑政策因素研究,可以发现主体、认识、利益、权力、规则、环境等六大政策因素,由此也可望将政策科学的研究带入到一种动态化的、整体化的、现实化的新天地.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

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的失误采取了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汉人的支持与拥戴。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使清朝获得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得以顺利入关。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     

教育公平政策注意力的演进及走向探析——基于《教育部工作要点》的研究

1987-201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对教育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阶层差异和教育资源四个方面均有涉及,政策注意力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稳中求变,呈低起点、快提升的特点.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阶层差异的政策转向制度化的解决渠道,而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则没有很好地解决.教育公平注意力的转移进一步需要注意力的固定,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问题研究

创新政策主体是创新政策系统的核心部分,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和执行参与主体。对创新政策制定主体间协同关系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创新政策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14年我国中央部级及以上部门制定颁布的创新政策文本的统计,以部门联合发文状况体现创新政策主体间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协同成为创新政策制定与颁布的趋势,并且协同程度不断加强。但同时各创新政策制定主体的作用发挥不平衡,不同政策主体间协同度差异过大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通过重构跨部门协调体系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机制,进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层面的深化改革。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问题及其对策——以成都市为例

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受国家法律和土地产权制度制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集体决策机制、土地价格机制、收益分配机制、供后监管机制不健全,抵押融资、农村规划、土地征收、土地整治配套改革滞后。成都市在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需借鉴成都市经验,从优化制度环境、健全内部机制、完善配套改革三方面构建政策体系。     

权宜之计抑或是新中亚战略——评奥巴马政府的中亚政策

2009年奥巴马政府开始全面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尽快结束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中亚政策逐步成型并得以实施。发展多层次的美国—中亚国家双边关系;借助北方运输网络的扩展、新丝绸之路愿景和中亚禁毒倡议,积极构建美国主导的地区合作系统是奥巴马政府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由此判断,奥巴马中亚政策的出发点是配合撤军计划,但其着眼点是2014年后美国在中亚的长期存在,美国正试图将一场"军事灾难"转变为其在中亚的新机遇。但这取决于奥巴马政府是否有时间和能力克服横亘在这一战略性规划之前的诸多障碍,如果可以,这意味着2014年后美国在中亚长期经营的战略初露端倪,反之,当前奥巴马政府的中亚政策只能被视为其完成体面撤军的说辞和权宜之计。     

代议制形成中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代议制生成的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与代议制框架相适应的重建过程。但是,代议制使政策问题建构出现了双重分化:第一,代议制赖以建立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造成了政策建构主体的分化,虽然公民还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拥有者,但是,当公民转化为被代表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政策问题建构权委托给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了。第二,代表从选民那里获取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在进入议会的时候,是以提案权的形式出现的,表现出了与立法权的不同,从而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这两重分化,引发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异化,也同时开始走向与启蒙时期民主理想背离的方向。     

阐释学视域下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审视

“艺术终结论”向来是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但多数研究者都将“艺术终结论”视作黑格尔首先提出的命题。那么,在对特定文本阐释时探寻作者本意是否有一定的合法性？本体论阐释学的两位代表人物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分别以“伟大艺术终结”论和“艺术的过去特征”论来概括黑格尔美学的相关言论和思想。通过对读和细析黑格尔的文本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阐释可见,黑格尔本人并未提出过“艺术终结论”的命题。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概括和论述虽然都依托于本体论阐释学的框架,创造性地发挥着自己的见解,有意无意地偏离了黑格尔的本意;但在具体分析时则往往试图贴合黑格尔论述的原意。这一特殊的阐释学现象意味着,方法论阐释学寻找作者原意的主张并没有完全过时,在特定条件下能与本体论阐释学形成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