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关系的辨析

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 ,先前已构成犯罪的交通肇事行为可以成为其后不作为故意杀人的先行行为 ,但并非行为人肇事后逃逸不履行救助义务就必然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只有行为人的不作为同刑法所规定的“积极的杀人作为”具有等置性时 ,才须承担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责任     

“叔世大儒”——戴震

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虽然有“乾嘉汉学”,但思想界却是一派萧杀沉闷,文字狱的刀光血影冻结了自由精神的驰骋;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中,却涌现出了一位高呼理学“以理杀人”的著名思想家,他就是戴震——戴东原。关于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梁启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说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饮冰室文集》,第65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     

祸起桑榆 一起高龄老人凶杀案的思考

2002年6月22日下午6点多钟,湖南省汽配厂宿舍区像往常一样,一片平静祥和的气氛。突然,从7栋2单元3楼传来一声声叫喊:“杀人啦!快来人啊!”惊慌的人们赶到现场时,汽配厂69岁的退休职工刘文彬浑身是血,挣扎着向人诉说:“你们来评评理……”话没说完就倒在了妻子的怀里。大家一阵慌张,将刘文彬送到医院时,他却因利刃刺破肝脏导致大出血而死亡。     

间接故意若干问题探讨

明知结果必然发生而任其发生,仍是间接故意,对伴随结果的意志只能是放任,不可能是积极追求的希望;在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时,伴随结果发生的概率、危险性程度具有参考意义;不计后果、动辄行凶捅刀子是直接故意。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主观罪过及形态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很多争议 ,笔者从刑法基本理论的角度入手 ,着重对该罪的主观罪过、犯罪形态问题深入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罪主观方面是一种“非典型的直接故意” ;本罪不存在未遂形态     

马加爵杀人不全是因为贫穷

李玫瑾教授认为,将“贫穷”归结为马加爵犯罪动机起点的归因并不全面,也并非真实的问题起点。如果以这种归因解释马加爵的犯罪动机,很容易以“一般的社会理由”遮掩“个性中的问题”,进而误导人们对于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断。透过本文的独到访谈,我们看到马加爵事件的实质是“问题少年”带来的“做人的失败”,马加爵杀人的核心动机是“人生意义”的缺失,而马加爵案件对于社区工作与社区建设提出的课题则是:家庭、社区的人格教育、情感教育的空白究竟如何来补偿。     

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探究

运用层层推进的逻辑方法,逐步论证了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但可能存在非典型的直接故意,最后阐述了准确把握罪过形式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法律术语看唐代刑法主观罪过的发展

在《唐律疏议》的502条律文中,表述主观过错的法律术语多达13种,其可以归结为故意与过失,但不同于现代刑法中的故意与过失,有其特殊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唐律一方面注意主观罪过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走向极端对仅有犯意而无行为的犯罪人也处罚,实行主观归罪,表明唐律处罚的不仅是人的行为,还包括人的思想。     

侵华日军的另类杀人武器

1937年,太原沦陷后,日寇强迫河西地区的菜农在菜地都种罂粟,日伪还成立了一个专管收售鸦片的机构,美其名曰＂太原禁烟局＂,就设在大南门街路西,菜农所产鸦片全部被他们收走。他们不是倾销鸦片,而是把鸦片再加工制成一种叫＂料子（也叫料面）＂的毒品,形状似饼干,黄褐色,由大小料贩卖给中国人民吸食。     

违法性认识的本土化

违法性认识是各国刑法都会面临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在我国径行引入德日刑法的故意说和责任说存在规范依据和基础理论上的本土化障碍。立足于我国《刑法》第13条、第14条的规定和实质的犯罪故意、事实—价值一元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可以将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认识解读为实质的违法性认识,即行为人对自身行为违反国家基本法秩序的认识。在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上,应当采用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原则、个别人的认识为例外的适用标准。对违法性认识错误应当分类适用不同的规则,在因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行政犯引发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场合,可以转化为事实认识错误来处理。围绕违法性认识展开的争论是我国刑法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而使其本土化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