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因“履行道德上义务”所致之损害——评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012年度保险上易1判决

此件系争事故发生既出于被保险人之故意,则依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29条第2项但书规定,损害出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故意者,保险人不负保险责任。然此件被保险人复主张,其接受捐肝手术之行为,乃为救助其夫,虽出于故意但属“履行道德上义务”,依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0条,保险人对于因“履行道德上义务”所致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根据英美法上的“公众良心标准”,此件被保险人捐肝救夫之行为,其故意行为乃造成身体之伤害,而其欲成就之利益乃救助丈夫性命,两相权衡,其欲成就之利益显大于因故意行为而造成之损害,故保险人应负理赔之责。     

违法性认识的本土化

违法性认识是各国刑法都会面临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在我国径行引入德日刑法的故意说和责任说存在规范依据和基础理论上的本土化障碍。立足于我国《刑法》第13条、第14条的规定和实质的犯罪故意、事实—价值一元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可以将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认识解读为实质的违法性认识,即行为人对自身行为违反国家基本法秩序的认识。在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上,应当采用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原则、个别人的认识为例外的适用标准。对违法性认识错误应当分类适用不同的规则,在因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行政犯引发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场合,可以转化为事实认识错误来处理。围绕违法性认识展开的争论是我国刑法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而使其本土化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论宋代的“杀人祭鬼”现象

中国民间信仰形态多样,其中不乏一些充满原始遗风、危害他人生命的信仰仪式,＂杀人祭鬼＂便是极端状态的祭祀行为之典型。＂人祭＂渊源久远,在中古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有所关联。宋代是民间信仰相当活跃的时期,文献中有颇多关于＂杀人祭鬼＂的记载,对此加以考察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金融诈骗罪主观要件探析

金融诈骗罪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侵犯财产所有权。其犯罪构成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一样,必须同时具备犯罪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四个要件。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认定此类犯罪必须正确把握的问题。“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必备的主观要件,而不是选择要件。金融诈骗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能是过失,也不能是间接故意。     

谷歌杀人军用领域

美国防务技术网不久前报道,谷歌公司已收购了“波士顿动力”机器人公司。后者负责为美国防部研制货物运输型机器人。以及可搜索简易爆炸装置的新型全能机器人。     

论间接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我国刑法理论通行的观点是否定间接故意犯罪存在未完成形态的.但本文从现实案例入手,结合对案例的分析,对通行观点进行了质疑,阐述了间接故意犯罪未遂与中止的成立.     

唐至明清时期礼法关系的互动——以“杀人移乡”和“亲属为人杀私和”为例

《唐律疏议》中的＂杀人移乡＂条与＂亲属为人杀私和＂条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封建国家对待复仇行为态度。＂杀人移乡＂条文的历史沿革展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以及法制力量的递进,而＂亲属为人杀私和＂条文代表的是＂亲亲尊尊＂的礼制原则,其在封建社会一如既往的被贯彻执行,体现了＂礼＂的基础地位。两个条文不同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社会＂礼＂与＂法＂的互动。     

亚里士多德论道德责任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只对故意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故意的行为并不以符合倾向为必要条件,也未必是符合理性选择的行为;它不能是出于无知的行为,也不能是由于外力的行为。品格产生于行为,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品格也负有责任。本文结合个别术语的译名问题,以《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优台谟伦理学》为中心,试图澄清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责任理论,并指出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关于家庭暴力中受虐杀人的法律责任分析

从刑事法律角度关注因家庭暴力导致杀人的这一特殊刑事犯罪人群,从受虐人杀人量刑一般都较重的立场出发,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借鉴国外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充分考虑杀人的动机和原因,寻求一种符合我国立法精神的处理思路和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