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办公室工作特点与文秘人员素质分析

医院办公室是医院之中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其主要作用就是将医院和医院各部门之间的各项工作进行协调,同时将医院工作流程进行有效优化,从而达到提高医院整体工作效率的目的。随着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医院对于办公室的文秘工作人员的要求标准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高。有鉴于此,本文浅谈当前我国医院办公室的工作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医院办公室之中的文秘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进行研究。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通过"嵌入性"理论视角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具有宏观和微观的适用性。从思想嵌入、活动嵌入和组织嵌入的角度提升红色基因系列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增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质量,实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从思想、活动、组织层面的主体内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实践的目标所在。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特教师范生自主研究型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研究

以新疆某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师范生实习教学实践能力现状,结果发现,师范生实习教学实践能力一般,主要表现为实习、独立讲课次数少;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实施情况不理想,缺乏实践性;本科培养模式与途径单一。为此,调整培养方案,实行教学改革、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实践、加强实习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非师范类"院校之公共史学课程建设

高等院校中的历史学专业受到学科性质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路径相对偏窄,而属于基础教育类别的历史教师逐渐成为"师范类"历史系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进而对广大"非师范类"院校历史专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公共史学课程的设置成为突破高等院校历史学科建设瓶颈的有效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历史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协调理论教育与实践培养的逻辑关系,而且有利于拓宽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促进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公共史学课程的建设要求高等院校重塑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构建以市场和公众需求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结合国家教育部关于新时代"新文科"建设和实践课程发展的政策要求,利用综合性院校的学科多样化优势,注重历史学与经济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加强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