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

当戴望舒从新月诗风中回到自由体时,与其说他是将一定的格律因素揉合到自由体中,不如说他是将散文因素融入了韵律之中。后一说法才能揭示出现代诗派从格律派中蜕变出来的情状,并且也才能说明它所体现的新诗史前进的实质之所在。新诗研究界所盛行的将《雨巷》与《我的记忆》按追求音乐性与反对音乐性的区分而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代派在其兴起中与当时诸诗派有着清楚的蜕变、讨伐、别异的关系。《望舒诗论》便是这一派诗人寻求自立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望舒诗论》是这一诗派诗论的第一阶段,那末施蛰存、金克木诸人之论便代表了它的第二阶段。在对于诗的认识上,在诗的表现艺术上,施、金之论,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现代派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并不与西方现代派相符。在西方现代派所优厚的声音与意象两项中,中国现代派取了意象,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舍去了声音,至少是在格律的意义上舍去了诗的音乐性。在意象上,则又主要是取了一些表现技法,而取不来其宗教感与对于世界的一种博大而苍凉的荒原感,也缺乏对于现代都市病态的深刻揭示。     

《呼兰河传》的散文化特征探究

《呼兰河传》成功地将"散文化"叙述运用于长篇小说,以空间化的结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因果关系的线性情节结构,以背景氛围为描写对象取代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强烈的抒情代替了叙事成分的主体地位,通过作者与叙述者相分离和隐性评论的方式成就了情感的含蓄表达,形成了一种结构散化、情节淡化、人物虚化和抒情含蓄化的特征。     

“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

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越来越远离中国古代诗歌的音律化传统,走向了一条散文化的诗歌道路。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倾向评价不高,有人还将其视为中国现代诗歌不成熟甚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散文化诗学的理论源头,探讨了其发展演变的倾向,辨析了对新诗散文化理论的种种误解。同时,文章还从自由诗体、白话诗语、自然音节、现代诗思四个方面,阐述了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涵,论述了新诗散文化的合理性、价值意义与必然趋势。     

简论散文化小说

用散文的笔法写小说,是一种繁荣小说创作的有益探索,其发展前景令人瞩目,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新时期小说创作出现了散文化趋向,将散文溶入小说应当有所节制,不能丢弃小说本身的特性而盲目的散文化。     

“自然的音节”与“散文的语言”——略论华兹华斯对胡适白话诗理论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源于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但就诗歌理论而言,白话诗更多地是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诗歌等西方资源有着明显的关联。在诗歌语言上,华兹华斯主张“散文的语言”,胡适强调“自然的音节”。文章通过对前述两条诗歌主张的对比分析,论证了胡适白话诗与华兹华斯的渊源关系.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论宋赋诸体

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就逊于西汉、魏晋、隋唐。宋赋诸体（骚体赋、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皆备，赋之为用，实超过前人。宋赋与宋诗、宋词、宋文一样力求革新，不肯蹈袭前人。题材较前代更广泛，并好在赋中发议论，往往以文为赋，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颂,本于《诗》而属于成韵之文,汉代是其发展转变的时期。汉颂在表现对象及题材内容上较先秦颂体自由宽和得多,既具祭祀神明、沟通"德性"的本体用途,又具维护汉庭统治的德化、政教功能。而且,汉颂逐渐从先秦紧密的诗、颂亲缘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呈显描容、叙事与述意兼具的文体特征。它与汉赋不是同体异用的关系,两者之所以出现赋颂互淆的"似赋"、"类赋"现象,除了政治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外部原因外,还与二者内在的文体矛盾相关。它们在汉代由原本诗性走向散文化的近乎合拍的衍化趋势,造成了两者界限的一度模糊。     

论夏衍话剧的蒙太奇色彩

夏衍话剧对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凸现了散文化结构的开放性,有助于打破舞台时空限制,弥补舞台空闻局限,为人物活动和时代环境提供视觉背景,能更有效地抒发人物内在情感.文章以从蒙太奇与话剧的关系、时空蒙太奇结构、表示关系的蒙太奇结构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四个层面阐述夏衍话剧的散文化结构.     

公众立场上的超越--伍尔夫后期小说创作转型研究

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素以意识流小说的创作饮誉20世纪文坛,但意识流并不能涵盖她艺术探索的全部范围。晚年伍尔夫逐渐形成了一种公众文化立场,受这一立场的影响,对日常历史观的宣扬和对集权价值观的异化性的揭示成了其后期小说创作的主旨,而小说的散文化写作则成了她后期小说的主要创作形式。这种新的创作主题和艺术形式标志着伍尔夫晚年再次成功地超越了自我,又实现了一次新的艺术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