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乡村建设:重要性、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当前推动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建设数字乡村更是实现目标任务的重要手段。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是消除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新发展阶段,我国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还面临着政策体系不完善、技术支持不到位、多元主体赋能不足等实践困境。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始终要立足国情农情、遵循乡村发展的科学规律,要从优化数字乡村战略的顶层设计、弥合数字鸿沟、夯实数字乡村人才支撑等方面进行治理。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是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本文分别采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程度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我国当前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鸿沟,东部地区断层性领先,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产业区域协调性相对较高,东部、中部多数省份已初具规模,但数字融合与数字发展环境除东部地区外仍有较大缺失。因此,要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地区问题;加大政府引导、扶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培育跨界人才,带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升级影响的实证

探讨数字金融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升级,对于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乃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构建数字金融能力评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其对家庭消费总额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通过优化资产配置与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同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效应对于低财富水平家庭表现更加突出。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成本影响的实证

文章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全样本和分样本进行多元回归,探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及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不同程度地受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指标的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降幅尤为显著。此外,数字金融的广泛覆盖累积的大量融资数据,使得授信程序得以简化,从而有效缓解了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和不同行业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了差异性,东部地区以及信息技术行业的企业由于股权融资活动较多,因此受益于数字金融的程度更大。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乡村公共服务创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数字技术在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高效化、智慧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信息透明、交易成本降低、服务网络化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当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仍存在数字化人才不足、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数字化融合不够等客观问题,需要聚焦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加快人才队伍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资源要素并促进模式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     

数字经济视阙下的数字生态与数字治理：“共同性”和“公地”模式的开创

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质的数字经济的勃兴,催生了数字生态和数字治理的人类文明新样态。但如何开创数字生态的“共同性”和“公地”发展模式,需要国际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通力合作才能予以统筹解决。尤其是在数智化的镜像监控与平台剥削、资本驱力下的加速主义与循环回路、电子追踪下的消费者与从业者的矛盾等系统式变构的情势下,人类不自觉地从商品拜物教引至数字拜物教,从物质圈闭牵引至精神规训,貌似人类打破了传统的劳资矛盾,实现了镜像主义的现代性重构和电子解放,但实则人类已然封囿于资本的桎梏化“怪圈”中未能实现真正的生命政治解放。基于此,为妥善应对数智化时代的结构化风险,人类应在开创“共同性”和“公地”模式的基础上,重新评估“数字风险”,有效审视数字治理的同心圆结构维度,即强化数字生态劳动创建、提升虚实联动发展、加强多元主体接榫,从而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全球数字公共生态,实现全球数字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平台经济三种数字竞争策略的辩证分析

平台经济主要采取三种数字竞争策略来提升竞争优势。一是通过亏损性发展策略打造“数字铁三角”提升数字生产力;二是依靠互联网打造平台生态系统的组织竞争策略建构“守门人”角色,跨界获得市场地位,并利用杠杆作用和拒斥来发展和巩固竞争优势;三是基于算法策略,使用动态定价、企业合谋形成定价层面的竞争优势。平台经济的数字竞争优势带来了负面社会效应。其中,亏损性发展策略降低了社会对平台经济不正当竞争的忍耐度,催生了社会反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氛围。依靠组织竞争策略打造的平台生态系统的跨界发展,冲击了旧经济业态,还带来了“大而不能倒”、无序扩张等问题。算法竞争策略导致了算法歧视、价格歧视,在西方还引发了政治冲击,形成了“算法陷阱”。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平台企业既要合理实施数字竞争策略,形成竞争优势,又要自觉应用、依赖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监管力量,及时消除数字竞争策略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总之作为新经济业态的平台经济,要形成新竞争优势、取得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平台企业、政府、社会和理论界共同努力,推进合作创新、合作共享和合作治理。     

论数字时代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

进入数字时代,数据要素已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动能,科学共同体从传统模式转向数字化模式,知识增长结构从数学理性转向信息理性,这些知识创新的数字化流变,不可避免地给知识产权法带来颠覆性影响。私权属性及排他性基础受到质疑和冲击,公共领域保留也面临诸多现实难题,迫切需要对私权与公共利益的“中心—边缘”模型做出适度调整,寻求动态化场景化的利益平衡。重点在于坚守以人为中心的权利观,秉持“容忍+控制”的利益分配原则,构建动态多元的信息披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