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判断标准得以正式确立。然而,实务中对该规则一直有所误解。目前,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和司法理论上都有不同的做法。在我国虽然立法上有禁止非法获取证据的规定,但对非法证据有无证明力则没有明确规定,这里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探讨如何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滨海新区发展循环型经济的新探索

一、滨海新区担负着发展循环型经济的引领与探索作用 天津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2007年12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天津考察工作．明确要求滨海新区要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对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徐建寅年谱

本文以史料为依据，详述了中国近代科技先驱徐建寅的生平，介绍了他在翻译西方科技著作，考察西方近代企业、军事设施和装备，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创建中国近代火药工业等各方面的杰出贡献，和他为国家自立自强以身殉职的献身精神     

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历史考察

中国和朝鲜半岛在数千年来的交往中,人员往来频繁,渊源久远。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朝鲜半岛,其原因主要有：谋求生存（战乱避难、犯法避祸、宗族传布、东渡谋生）,政治因素（政治亡命、外交出使、政治联姻、抗倭援朝）三十,经济因素（外贸商事）,偶然因素（遇风漂海）,等等。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但也保留了许多历史的痕迹。     

现代汉语数量范畴的类型系统

用来表示各种数量特征的语言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把语言形式所表现的数量特征概括起来,即为数量范畴。通过对数量范畴类别系统进行再认识,可以以形式标记作为分类的印证依据,构建数量范畴的层级系统。     

科技创新优化农业结构——赴澳大利亚学习考察心得体会

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的国家,农牧业生产很发达.2007年8月29日至9月22日,我们省农业化与新农村建设赴澳专题研究班31名学员赴澳大利亚学习考察,通过实地考察和听取相关专业人士讲座,受到了很多启发,取得了很多收获.     

日本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及其效果分析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货币政策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贴现率和隔夜拆借利率不断降低,1999年3月至2000年8月间甚至实施了零利率政策,依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反而出现了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预示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无能无力;同时,90年代的系列紧急经济对策已经使日本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政策几乎没有政策空间。因此,在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间,日本中央银行放弃传统的价格宽松型货币政策,改为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即操作目标从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化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通过不断提高央行购买国债的额度增加商行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扩大流动性,以期达到降低利率、增加商业银行贷款和投资、稳定金融体系和扩大经济增长预期及政策持续效果,并最终消除通货紧缩。从实施情况看,部分效果是显著的,而部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客观全面分析和评价日本这一特殊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江苏省医药卫生遗迹分布初探

以自古迄1949年为界,将江苏省境内历代各市县遗留下来的医药卫生遗迹作为考察对象,赴全省十三市,对现存的文物遗迹进行考察与整理。找到并确认保存下来的遗迹计199处,其中与医药相关的寺庙22处,建筑87处,医药相关名人故居67处,墓葬9处,碑刻7处,雕像2处,其他5处。考察发现,与医药相关的寺庙类遗迹以药王庙、华佗庙为最常见,但寺庙类遗迹损毁比较严重。建筑类遗迹以清末民国时期为多。故居类遗迹保存至今的不多,多数已作为民居或他用。江苏境内留存的与医药相关的墓葬类遗迹不多,共9处,苏州独占3处,且保存较为完整,其他市的墓葬遗迹保存情况则不容乐观。碑刻及雕像类遗迹留存较少。总体来看,对医药相关遗迹进行保护,并研究其蕴含的医学历史信息,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百年变迁的历史考察

土地制度是一个时代命题.在20世纪的中国,以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和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的两种土地制度的对峙与冲突是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两条主线.而延续千年的平均主义传统原则和多元复合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成为其贯穿始终的重要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路径依赖、国家设计和集团博弈合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独特的变迁轨迹有力地说明,农民意愿与国家决策之间的平衡仍是土地制度变迁的重点之一,而"公平"、"平均"的观念仍将是长期制约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