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与“修德”并行——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价值

通过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两大主要流派儒家与道家学说的研习可见,“道”与“德”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核心概念,“明道”与“修德”贯穿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全过程。“明道”偏重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修德”偏重于对主观世界的完善,这种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有机融合的内在认知思维逻辑,又以“明道”与“修德”并重为社会实践的行为逻辑,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也是突出的优势。将“尊道”与“贵德”并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融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以见志词以达情——刘禹锡散文创作浅析

论及唐代古文运动,研究者均云韩柳元白,对于刘禹锡则很少提及.在此,论者试从刘禹锡散文创作入手,探讨刘禹锡的"文以见志"观及其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意趣.     

宋元净明道的修行方法及其现代意义

南宋及元代净明道的修行方法的特点在于融合入世的“为人之道”与出世的“成仙之道”。这种做法对现代道教发展的启示在于:道教应该勇敢地走入社会、贴近生活,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此外,宋元净明道的学说还可作为中国宗教思想之代表而参与当今世界各种宗教的“对话”,以期为全球化时代“普世伦理”的建设及人类和平、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洛阳交游考述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担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一帮年龄相当、意气相投的朋友.吏事之外,欧阳修与他们徜徉山水,热衷于诗酒文会,形成较紧密的交游圈.本文在考证欧阳修洛阳交游对象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交游的"群体性"、"文学性"特点,从而透视洛阳交游对欧阳修日后的政治生涯及其成为文坛领袖的影响.     

论韩愈《琴操》组诗创作的明道意识

《琴操》组诗创作是韩愈作为思想家自觉的修辞立言行为.此行为在表达韩愈怨恨失意之情绪及乐道守操之品格的同时,也实现了其以具体言论阐明自己道德理想并以此来影响世人的政治用途,可谓之为“诗以明道”.他之所以于古乐府中独选十首《琴操》进行摹拟创作,则是因为这些上古琴歌以音乐歌诗形式向后人透露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成型而稳定的士人人格类型,传达了仁亲爱民的政治思想,蕴含了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     

心性美学的是非考辨——从周敦颐到二程的立诚审美论

北宋时期从周敦颐到程颢和程颐所奉行的理学,以先验的“天理”为世界的本源,认为人与一切相关的万物都是承栽“天理”的存在,而在人集中体现为内心道德的充盈,实现为禀承“天理”的“立诚”.人只有达到“立诚”至善的程度,才能得天之道,在行为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与同是内蕴“天理”的对象亲合为一体.他们认为这对于作为人的心性活动的诗文栽道之作和审美静观的自得境界的实现,是主体先在的决定性条件.先验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学文艺审美观,如舍弃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决定性,而重视其审美主体应有对于心性之为的正心诚意的修养,则能得到文艺审美创造的有益启示.文章对于二程的心性美学进行了是非的考辨.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韩愈的影响:反骈文、倡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但他又对韩愈的理论适当变通,并结合韩愈以来的理论成果和朝鲜的时代特征,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看待"不平则鸣"和"诗鸣其穷"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试论净明道的思想与特色——以儒佛道“三教融合”为视角

南宋中后期、金元之际所产生的"新道教"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比以往更加注重融摄儒、佛二教的思想资源来充实和提高自己。主张"三教融合",既是它们顺应时代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它们各自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净明道较侧重于融合儒家理学,在强调伦理实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心性之修炼。净明道还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在心性论和修道方法上都受佛禅较深的影响。     

杨简《慈湖春秋解》及其与陆九渊之异同

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慈湖春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此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杨简《慈湖春秋解》则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慈湖春秋解》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