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的个体性展示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需要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人不断传扬下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全方位的美德倡导播撒,是个体展示的最佳环境和前提,同时又是个体展示的机遇。但社会展示只是一个形式和要求,社会展示要通过一个个个体展示落到实处,个体性展示才是具体可视和可操作性的,是社会展示的承载,没有这个承载,社会弘扬与展示只是一个空壳,无根无基。由此,强化个体性展示,对个体性展示提出更高更具体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与践行的根本所在。     

唐代“文选学”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文选学"作为与"红学"相媲美的一种专门学问,历史更为悠久,迄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唐初曹宪开始在江淮间讲授《文选》,逐渐使"文选学"发展成为专门学问,成为有唐一代的显学,形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文选学"在唐初逐渐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随着统一的唐王朝社会政治环境渐趋安定,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推行,一般读书人主要通过写好文章进入统治阶层,这些都为"文选学"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文选学"的兴起有其内因和外因。《文选》所选作品都是历代名作,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华丽的辞藻,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文体模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用性。而"汉书学"和类书学的发展,又为"文选学"的兴起产生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义旨辨略

考察孔子对晚周"文敝"的深刻反省和孔子立教之初衷及《论语·八佾》各章章旨可以看出,孔子之道可谓文质彬彬之道,是"人"与"文"张力被措置到恰到好处之道。礼仪中人的真性情在孔子这里构成了礼之本、礼的本然义旨;《八佾》全篇中绝大部分皆辐辏礼的本然义旨。从"人"与"文"的张力进入,自"礼之本"理会"绘事后素"章的旨趣可能是一条可靠的入路,即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画之事当后于素朴的底色。郑玄一系说的根本破绽在于混淆了作为"质"的德之端倪与可以"文质彬彬"视之的德本身。     

文体嬗变：清后期戏曲评点的新视点

中国古代戏曲具有较为稳定的文体规范。清代后期,戏曲文体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脚色、宾白、开场、收场为对象的评点反映了戏曲文体形态的新变。评点家注意到戏曲脚色体系的失衡,对脚色的有意添补和随性铺设予以评述,其评点成为戏曲脚色制度异变的直接阐释。宾白篇幅普遍增长,并出现了诸多纯白之出,“声口”“演出”“叙事”等成为宾白设计的参考因素,戏曲评点诠释了宾白艺术的提升态势。戏曲开场、收场形态的新变也引起评点家的密切关注,其创新的形态、意义等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评述。“评点”阐述了戏曲文体形态的嬗变轨迹,对我们认知中国戏曲文体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海南作家王佐散论

王佐作品内容充实,多有为之作,对当时的政术人情及历史上治乱兴衰每有涉及,尤其具有浓厚的海南地域文化色彩。其风格则以自然抒写为主,表现出一种文质适中的特点。他对历代的诗文做过深入的学习,尤其是对唐宋诸大家风格有所领会。他在学术与文章方面,与丘濬、陈献章两位有声气相通之处,但其影响远不及丘、陈。他在明代迅速兴起的海南文人群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而且作为明代中期复古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对于认识明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双向配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等随着要素单向流动的城镇化而不断向城镇转移,使农村发展失去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乡村衰落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将乡村与城市确立为并行发展的两个主体,实现乡村与城市有差异化的发展,使城乡要素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现阶段在旧的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新的制度供给还不充足的背景下,囿于资本等要素的逐利性,完全依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会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福祉产生何种影响尚难下定论,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顶层设计下探索城乡共建共享循环系统等要素双向配置互动发展机制,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切实降低城乡要素流动成本,引导要素向乡村集聚,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城乡互促共融。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     

西方伦理学史诸概念和命题之释义

一、厄索斯(ethos)厄索斯(ethos)来自古希腊文εθοc,一般具有习惯、习俗、气质、性格和性情等含义。ηθοc的形容词ethikos、ethika是有性情的、有品格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伦理学”就是对ηθοc的改写而来。于是,在哲学伦理学中ethos就直接作为表达“伦理”的术语,其世俗的含义指流传而来并共同塑造人的交往形式的生活习惯、礼俗规范和伦理价值与道德意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把ethos作为演讲者在听众面前显得“确信”的三种品质倾向:(1)通过演讲者的“权威性”和“可信性”表达出来的确信品质;(2)通过激情洋溢的语言暴力表现的确信品质;(3)通过“逻各斯”,即正确的推理和证明程序表现出来的确信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