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纪晓岚

纪晓岚在我心目中属于中性性格．但在社会形象中他倒是开放型的人物。他的风雅、多才、善谑、诙谐确是第一流的。这大大帮了他的忙，使得他更加可爱。 我最早接触到纪晓岚的材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上，说他陪乾隆木兰秋弥，乾隆不小心从马上摔下坠进泥淖，陪驾的纪晓岚也就从马上一头顺势滚进泥中，比乾隆更其“不幸”，更其狼狈，更其观瞻不雅!     

不走寻常路——访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

2009年8月7日立秋那天,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在北京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一见面,这位儒雅风趣的学者型企业家就爽朗地笑称自己是"出口的萍乡人",并试图从我们这些萍乡记者的口音里,找寻父亲的乡音,令我们倍感亲切。孔丹董事长素以低调著称,一向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这次接受我们专访,他一     

回顾、检讨与展望:我国当代人学研究论要

伴随社会实践和人自身的发展，人学研究已日益凸现出来，人们的注意力也将牵引到对人学的历史发展和重大事件的关注。人们期待着对“文化大革命”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从哲学层面上作出认真的诠释与反思，以便从中获取对我国人学研究的许多重要启示：人的问题的研究不可遏止；人学研究必须以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依托，恰当而谨慎地处理理论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等诸多关系。放眼我国人学研究发展的未来，一定会在深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批判继承各种人学理论的过程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阵痛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的准备，必将在内容和方法上发生转换、在更深的学术层次上和更广的理论范围内展开。一个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学科意义上的人学理论正在孕育诞生     

陈云在历史转折关头功勋卓著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居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继续贯彻执行下去。     

推进“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兼论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2007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曾列"要注意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等内容。就此,说明"文革"研究尽管仍处于或艰难、或微妙的状况,却也并非如坊间传说那样遭遇"禁闭"的境地。事实上,党史、     

说“运动”之三

三、运动的主体——揭发与批判 （一）一个都不能少政治运动不管起源和最初目的如何，最终都是要揭发问题、解决问题的。但是问题离不开“人”。我们常说对事不对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哪一件事都要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     

珍重那一张旧戏票

1976年，相信从那时走过来的人都会记得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喜出望外的人们称之为“春雷一声震天响，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的命运从此改变，中国的文艺也从此复兴。     

文革时期毛泽东国际交往思想的特点探析

文革期间，尽管国内局势一片混乱，但在国际问题上，毛泽东依然时刻保持看清醒的头脑，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运筹帷幄，果断决策，推动中国外交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他的目的既是要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为维护人民公社体制、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树立一个好的样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并通过支持召开一系列农业会议和批发中央文件来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这场运动的终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当以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文革”时期群众中的思想解放先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极少数思想解放的先驱,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为反对"左"的错误,其中大多数人惨遭杀害,其实践是可歌可泣的;他们在理论上主要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文化大革命",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勇敢地探索;思想解放先驱们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起到震慑的作用,在个别场合起到启发群众的作用.教训是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