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20年来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史料学研究带有文化学的色彩,二是历史文化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三是理论著作带有综合性的特点。由此启迪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大致趋向:唐代文学文化史视角的多元化拓展,文史结合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学术视野的国际化,新材料的发现与新问题的探求。     

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本文论析了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５０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一、提供了旷世罕传的数以千计的散文作品；二、具有钩沉辑录佚文佚诗、校勘文献的重要价值；三、对拓展唐代史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     

历史编纂的文史相生之境

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史"关系,决定着历史编纂的全局。它既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史学实践问题。章学诚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基于对"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的剖判,提出了"文史通义"的历史编纂理念。海登.怀特作为西方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在激进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史学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文史混一"的历史编纂理念。白寿彝作为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基于对中国史学史的哲学思考,提出了以"准确、凝练、生动"为基本内容的历史编纂理念。这些认识,从正反两个方面启发我们在历史编纂问题上,应该树立"文史相生"的理念,走"文史相生"的道路。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 “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      

开创政协文史工作新局面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于1959年4月29．日。亲自倡导和培育的一项富有统一战线、政协特点的重要工作。其主要对象是政协委员及其联系的各界爱国人士。主要内容是动员组织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资料的主要功能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为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文史资料拓展了史料积累和研究的新途径,发挥了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作用。促进了历史科学的发展。     

矢志著文史首倡修《儒藏》--明代湖湘学人孙羽侯考略

<中华儒藏>编纂工程,作为一项填补我国典藏空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级重大攻关项目,已由北京大学牵头正式启动.在儒、释、道三家中,佛学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佛藏>,道学在唐代也有了我国最早的道教总集<开元道藏>,而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学,两千多年来却一直没有一部文献典籍汇编大全--<儒藏>.自明清以降,许多学人都引以为憾.据考证,纂修<中华儒藏>之事,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明代湖湘学人孙羽候,乃纂修<中华儒藏>第一人.     

我的学术生涯

回顾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思索中间,在学术领域之内所作出的成果,其实也并不很多,起初仅是限于鲁迅研究、现代散文史与散文文体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后来又在治学方法、中外文化比较这两个方面,零星地撰写了一些文章,还阐述了有关现代观念的问题.感谢学术界的朋友们,在不少论文和专著中间加以分析和评述,使我认真学习之后,获得了很多的启发.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李娃传》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他引入莎士比亚学方法注释文本,引发西方学界关于"过度注释"的讨论;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传文,启发后来学者挖掘《李娃传》中所具有的仪式意义;继中国学者之后,运用传统的文史考证之学,再次对《李娃传》与《李娃行》的关系以及传文的影射问题作出探讨。     

论“文史两分”认识的三阶段——兼论《史通》在此过程中的理论意义

汉之前,文史一体。《史记》以后,至魏晋迄唐,文史两分。与之相对应,人们对文史异辙过程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论家将重藻饰、押韵、抒情的诗赋类为主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史作品区分开来。第二阶段,史学家将史著为主的叙事性作品和文学作品分离。第三阶段,人们对以史著为主的叙事性作品自身即史著和小说的分离,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对文史两分认识逐步深入、细化的过程中,刘知几的《史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刘知几文史关系论指要

本文从3个方面阐述刘知几关于文史关系的重要命题——“文史一流论”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意义1．“史者,当时之文”刘氏认为“正史六家”和“杂述十流”既是史书,也是当时之文,这一论断是符合古代史书的实际的。2．“史之为务,必籍于文”从“尚简”、“用晦”、“去妄饰浮词”、“载言”、“载文”、“模拟”、“采撰”等诸多文学手法的运用,分析修史必须借助于文。3．“文之将史,其流一焉”从文史相同的社会功能、写作内容和原则、史才遴选与任用等方面,论述文与史同属一流,从而对史家提出“学综文史”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