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空间中的鲁迅形象建构

在延安文艺空间中,鲁迅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文化存在。鲁迅在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形象建构是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性的,这种选择一方面突出和强调了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一方面则对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思想有所回避和取舍。鲁迅在延安文艺空间及1949之后的形象建构,一直是被选择、被压抑地塑造着,而且他始终被捆绑在政治和革命的旗杆上,这是鲁迅逃脱不掉的宿命。     

城市公共空间整体性建构与提升旅游竞争力——以南昌为例

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感知城市的窗口,是展现城市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建筑艺术的载体。南昌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竞争力亟待进一步提升,文章提出:完善多样性的公共空间是满足南昌旅游发展的基础,优化城市公共空间意象是塑造南昌旅游形象的关键,完善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机制是提升南昌旅游竞争力的核心,并重点从城市入口、城市广场、滨水空间、公共艺术、旅游标识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公共空间意象的打造,为提升南昌城市旅游竞争力提出了可行路径。     

卞和献宝:一个文学发生学的典型案例

“卞和献宝”是考察中国文学母题的意蕴生发损益的典型案例,这可以从文史虚实考辨、寓言立意、文学创作的接受阐释、思想史的影响等角度来进行探究.参以史学的考证和文史虚实的分殊,可以见出卞和献宝确有其事,但经过了韩非的“虚饰”加工.正是韩非对卞和事件“以立意为宗”的先秦诸子式的寓言改写,才使之具有了表珍宝良才、怀才不遇、楚音“深情”的悲剧感等文学意蕴,此后文学创作“事类”援用所昭示的接受性阐释大致以此为起点.这一寓言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值得重视,卞和客观而纯粹的“求真”取向颇近于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诸子多元时代不乏同类,但随着“儒道互补”思想史格局的形成,则被转入了儒家取向中逐步失落其“求真”品格,这在一定程度表徵了文学母题的价值观念受制于思想史的走向,而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主体性和丰富性.     

办公室里的破坏分子

哪个单位都会有那么一两个麻烦的人。     

衣不如新 景不如旧

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生活在古代,青山严格地存在。杜甫与二十年末相见的老友重逢,呼酒话衷肠,促席说平生,我在《赠卫八处土》里读到的却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微信时代如何刷得出这样古典的情义。一个人浪游青岛,不纵身与都市繁华抱个满怀,于世人已是旁枝侧溢,还刻意地追访老屋老树,只能说,对这个时代,我一直有根哀叹的神经在。     

水桃花

桃花,多开于山野。山野桃花,于骀荡春风中,油然生发着一份灿烂和朴野。“桃之天天,灼灼其华”,那“灼灼”二字,真是形容得到位。但于我,更喜欢的,还是开在水边的桃花,我称之为“水桃花”。桃花临水,就多了一份妖冶和明艳。“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水岸桃花,别是一境。     

生物权力法则:长卡司机被纳入艾滋病监测的过程与原因

以风险行为定义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概念在引入中国后发生了质变,最明显的例证是原本不属于高危人群的长途卡车司机竟也被纳入哨点监测系统,这本身是一个错误假设引发的错误判断。作为当代医学社会学关键性概念之一,"生物权力"系指政府机构利用法规和行政手段在公共健康问题上对普通公民的管理、控制、支配以及规训,它会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理由侵入到私人生活最隐秘的空间。鉴于中国的长卡司机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高危人群,要求这一人群在常规体检期间接受艾滋病监测的做法涉及到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紧张问题,同时凸显着医学知识的建构和卫生机构的政策倡导对生物权力的左右。     

从纯文学到大文学

艺术和文学分别借用不同的情感符号体系,来展示人类在不同世代的情感本真存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之下文学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文学依然新鲜活泼地存在着。纯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在当代逐渐被颠覆和消解,并不能说明文学行将消亡。从纯文学到大文学正是人类学意义上文学精神的自我回归,中国未来的大文学必然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经验的刺激,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演绎,也无论它是出自精英文学作家之手,还是出自草根民众之手,只要它自由地、自然地、本能地、本真地敞开了斯时斯地的情感(性情),那么,它都是既有中国品位又有时代气象,且与其他民族文学相互情意沟通无碍的中国大文学——多元共存的人类大文学生命实体中必要的生命元素之一。     

探析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文学观点

许衡的文学观点主要散见在他的"语录"、"书状"及"鲁斋心法"中。他以"体用"一词论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不期文而文"的创作观,认为文与德、文与理、文与行要相统一;他概括出的"文质循环"规律,是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质关系较为准确客观的总结。     

“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30年代文学论争与创作中的“大众”身份建构

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方案,无产"大众"成为解放的主要对象和革命主力军。文学要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向设计,就要承载社会革命和解放大众的使命,教育引导大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社会变革的新主体。话语论争、理论引导和作家叙述共同建构了"阶级大众"的合法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