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文学的感性学评析

现代派文学的诞生与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互为参照的 ;“aesthetics”经历了由感性学到美学再到感性学的“游历”过程 ;在美学回归感性学的时代 ,现代派文学与审美现代性在非理性的价值诉求上是一致的 ,即美学经过了理性主义的“审美”阶段之后 ,随着“城市感性”的发育 ,进入了非理性主义的“审丑”阶段。而现代派文学的感性核心是关于身体的现代感性学     

晚清文人文化的转向与文学翻译活动

晚清文学翻译活动的出现既是晚清文人文化发生变异的结果,又是促成晚清文人文化发生进一步变迁的契机。本文试图分析晚清七十年文人文化演变的情势,并结合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讨论二者的互动,以图完整地描述晚清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之重要角色。     

论人物通讯写作中性格要素的作用

当代大众传播使文学像其他领域一样产生了“内爆”的作用,即对文学的本体精神产生了不易觉察的影响,具体体现在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技术使文学日益“纯化”;大众传播的从众性加速文学个人化;大众传播营造的拟态环境使文学与世界关系复杂化。     

如何构建"真实"?——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真实"观

"真实"是30年代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海派文学最常调用的资源和创作的合法性基础.不应该只囿于从审美角度去看待真实性的问题,而应通过探讨海派的真实观是如何被建构的,分析其弗洛伊德学说、"生物人"的预设、个人主义等思想根基,这样即可发现海派文学的"真实"观非但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真实"格格不入,而且也偏离了"五四"文学的轨道.     

论海勒的后现代狂欢——以《终了时刻》为例

狂欢化是巴赫金的一个重要概念。狂欢化即"复调",是语言的离心力量,是事物的"欢悦的相互依存性",是角度与表演,是对狂乱无序生活的加入,是无处不在的笑声。狂欢化在海勒的《终了时刻》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它具体体现在世界经验的狂欢化,艺术思想的狂欢化和文学体裁的狂欢化三个方面。作者在作品中把狂欢化阐述为一种反制度,一种代表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另类生活。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1].     

丝路文化精神对丝路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哈萨克文学为例

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诸多古今民族是丝绸之路的建造者、经营者,也是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繁荣的受益者。丝路开放包容的、自强不息的、充满激情的文化精神对丝路民族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不可能不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哈萨克族文学融汇中西的内容与形式、英雄主义的审美情趣、热烈独特的民族气息得到生动而真切的感受。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论宋代桥梁记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

桥梁记起源于南北朝时期,至宋大兴。宋代桥梁记文本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营缮桥梁的原理数据,二是创作主体的情感哲思,两者融合统一,形成了宋代桥梁记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双重书写的实现条件有三个:首先是文体自身的"记录""教化"功用,要求文章既要有桥梁建造的客观记录,又要有教化世道的主观表达;其次是文士具有沟通文理的知识体系和求真务实的做事理念,作者"文学家"与"工程师"的双重身份使得科技与文学双重书写成为可能;最后是文化背景影响,国家重视桥梁修造、科技发展达到顶峰,使得宋代桥梁建设广泛开展,这是桥梁记创作的直接动因。宋代桥梁记的科技与文学双重书写,使得桥梁记既具有科技文章的客观精准性,又具有文学作品的情思感染力,成为桥梁记区别于赋、策、论、表等其他文体的独特属性,还为后人保留了古代建筑、文学、史学、地理学方面的珍贵文献,具有多维价值。     

地域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以现代岭南文学为例

岭南独特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有利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萌生,现代岭南文学从发展初期就包含一定的后现代主义元素,但没有发展成彻底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一百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与现代岭南文学同行,参与了现代岭南文学经验的建构,也通过本土化成为岭南文学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现代岭南文学的发展历程,有助揭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关联,彰显以岭南文学为代表的区域文学的独特价值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