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与北朝的文学对话及其文学观念构建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在时代的分裂与融合中得以调整与拓展,其文学对话与交流,既在传统的诗骚精神影响下开展,又在取长补短的交流中进行,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学强大的新陈代谢功能与包容万物的气度。庾信、王褒、温子升等人在南北文学对话及其文论观念构建中功绩卓越。庾信的文论,以自己的身世之感激活了儒学中的人文精神,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与"发愤著书"的文论精神进行拓展。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大唐帝国恢宏博大、多元并存的文学基础,沾溉后世。     

论1990年代以来河南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1990年代以来河南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这是一种新的女性文学,它与当下女性写作中的私人经验泛滥无关,也与所谓女性叙事的身体自渎无关,而是呈现出了文学本身的美感和力量。她们以朴素而坦率的文字,描绘着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情感心态,把一种真实的当代生活现场带到了我们面前。她们的创作拓宽了女性文学的表达空间,给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幻化虚构的艺术力量——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虚拟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作家,在社会性强、哲理倾向突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明显地融入非现实的虚拟性艺术,以神话、民间传说、幻想、梦幻、科幻等艺术形式构思作品情节、塑造人物,打破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形式上的一致性,构成具有虚幻特征的艺术情境,表现人类社会现实生活,揭示理性的思想观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幻化虚构艺术既与以变形、怪诞为表征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同,也与西方文坛非虚构文学思潮不同。艾特玛托夫等苏联作家运用的主要是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他们对虚拟性艺术的运用是为了强化现实思想的表达。苏联文学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当今世界文学艺术的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经验。同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虚拟性艺术,改变了以往苏联文学艺术创作手法比较单一的现象,使苏联文学朝着多元化艺术创作方向发展,这在俄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创新开拓意义。     

2011年文艺学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个学科要想获得发展,必须处理好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其一是对当下社会文化重大问题的回应能力;其二是将这些问题的回应与本学科自身的关联梳理清楚。通过对2011年与文艺学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及其讨论(包括"艺术学升‘门’"、"文学经验"、"文学形式"、"视觉文化"等)的清理,可以发现文艺学研究必须要积极应对和处理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本学科内部的研究范式以及在当代文化重要问题中推动学科的发展。     

文学与城市关系简论——以古代天津文学与城市为例

文学是人学,是对人的内心情感和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出现了城市。虽然文学与城市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在发展过程中却是相互作用的,以古代天津文学与城市为例,可作如是观：天津古代文学记录,反映了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天津城市的发展、扩建以及标志性建筑的出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超文本文学创作的形式实验及其美学价值

网络时代,基于超链接和数字技术的超文本文学,通过富于技术魅力的多元形式实验,穿越了语言线性表意的屏障,在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间建立了无限开放的文本互动机制,刷新了电子文本写作的可能性,拓展了电子文本阅读的多向空间,以独特的形式美学向度凸现了文本的意义。     

辛弃疾政论文之历史传承及创新

辛弃疾的政论,论者向来注重其思想性,但《美芹十论》、《九议》等政论文字中实际上体现出颇为深厚的学术以及文学传统。本文试就辛氏与南宋事功学派的史论及政论风格之关系,其政论中所继承的先秦以来的比兴传统,以及北宋苏氏散文所形成的议论特征对辛文之影响等诸方面考察辛氏政论的独到之处。     

论文学与影视权力关系的变化

文学与影视在信息传递、意义塑造以及对社会或其他媒介发挥影响方面,确实存在着媒介权力的不平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论从信息发布、影视改编作品评价,还是从媒介组织功能上看,文学都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影视相对而言处于被动地位。但到了1990年代,影视的技术革新和国家政策调整带来了影视传播效果质的飞跃,在这样的大众传播时代,影视成为媒介霸主,而文学则成为权力客体。     

19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女性身体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念曾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重新寻找"原初"的女性特征成为文化及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然而,这种重建并没有在本质上超出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之躯的想象——柔美、弱小、母性、无欲、贞节等元素依然被作为女性身体的"天性"保留下来。男权文化传统中的女体窠臼在此处别有意味地充当了反对"性别同一化"的武器。     

论何其芳对新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

何其芳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命,有多半是在新中国度过的,尽管在建国后17年中,左倾文艺思潮愈演愈烈,"文革"十年更给中国文坛造成了空前浩劫,但作为一位视文学为生命的中华赤子,他仍以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为新中国文学作出了多方面的,他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他给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和精神瑰宝,至今仍放射着夺目的光辉,并对我们繁荣新世纪中华文学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