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团”制新论

宋代作为县以下基层单位的"团"并非源于后周的"团并乡村"之制,而是始自北宋保甲法的配套措施"团教法"。北宋"团"的主要职责是军事训练,其首领多由都副保正兼任。南宋实行于部分地区的"保伍法"是团制的一次"回光返照",这时"团"不再与军事挂钩,而是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务,同时"团"与其他基层单位相互渗透,在很多地方也兼及其他民政事务,其性质再一次发生变化。北宋中后期开始,"团"的性质发生变化,开始由指示户籍的单位逐渐转变为单纯指示地域的单位,体现了不断地域化的趋势。宋代"团"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县以下基层区划普遍性的特点。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馆团”模式:运行机制及其效度——基于武汉市江汉区的调查与思考

为了提高武汉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江汉区文化馆与本辖区内的民间艺术团体进行有机合作,为辖区内的民间艺术团体提供基础性与制度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民间艺术团体在享受区文化馆提供的免费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同时,积极地释放"文化能量",成为公共文化产品落实的嫁接者,从而使得群众享受到更丰盛的公共文化成果。笔者试图把这一新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概括为"馆团模式"。这一模式使政府摆脱了单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者的角色,吸纳民间艺术团体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形成多重供给主体的新供给模式。但是这一模式过度地将公共文化资源向馆团团队倾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乃至排斥了其他团队的进入,从而损害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均等性原则的贯彻和施行。同时由于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偏大,导致其释放"文化能量"的有限性,而且在调动民众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上也有较大的局限,这些问题文化馆在改善其公共文化服务中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新民团”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以民国时期的广西为个案研究

民国时期,新桂系集团通过民团组织和强大的政府行政网络,将国家权力直达社会底层,改变了"传统国权不下县"的状况,实现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掌控,从而全面掌握了基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资源。     

枢纽型组织——青年主体观视域下高校共青团复合型团青关系的构建

青年主体观是高校共青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思想"红线",也是高校共青团开展各项工作始终坚持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与青年大学生建立密切联系是高校共青团的基础性政治任务,构建复合型团青关系是高校共青团的主导型需求。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要积极构建枢纽型组织,遵循"以引领凝聚人心、以整合壮大队伍、以孵化带动创新、以服务实现和谐"破题思路,推动高校共青团复合型团青关系"自治式、集约式、门店式、融合式"发展。     

漫话心力管理故事(安全篇 之十三) 手机的这边和那边

刘鹏凯先生的《漫话心力管理故事》用漫画的手法,讲了120个管理故事,本刊自2014年第1期起,予以连续刊载,以飨读者。一天清晨,驾驶员小周送我去连云港参加一个会议。车子上了高速公路不足一刻钟,小周喊我:"刘总,前面是我们公司送货的车。"我抬头一看,还真是。赶上前去,我摇下车窗,朝货车驾驶员小吴挥了挥手。多么辛苦的员工啊!他们每天比太阳起得早,比星星睡得晚,不容易啊!     

选择法团主义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

当前学界关于构建全国性农民组织体系的共识基本达成,但在路径选择上存在明显分歧。一种观点主张以专业合作社为基础进行构建,另一种观点主张以日、韩、中国台湾综合农协(会)为蓝本、以社区性合作组织为基础进行构建。虽然后者视野更宽、立意更高,然其却忽视了日、韩、中国台湾内在秉承的法团主义主旨,研究力图在这方面多少弥补其不足。     

新党员范圣琦:用音乐讲述爱你永远

正他着装时尚前卫,充满活力:"马尾"长发垂肩,时尚贝雷帽,鲜红上衣,中国著名萨克斯管演奏家、国家一级指挥、老树皮乐队队长范圣琦,同时还担任金萨克斯风重奏团艺术指导、北京金萨克斯风四重奏团音乐总监。2011年6月,白发飘飘的他在党旗前庄严宣誓,回家路上,他不停地给朋友打电话喊着     

浅析新疆兵地融合发展的路径

新疆生产兵团成立60年,在履行国家赋予屯垦戍边的使命,推进兵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为新疆的开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当前,新疆确立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目标,如何通过体制改革与模式创新,打破兵地区域和行政隶属界限,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围绕新疆的长治久安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

20世纪60、70年代,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秘鲁精英为实现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摒弃政党议会制度采取职团主义组织方式,建立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以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并搭建起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渠道。然而,由于军方的支持含混不定、"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自身组织弊端、秘鲁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昙花一现,并未制度化。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基本模式是创建新民团制度,以民团为中心力量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在当时广西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新桂系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不足之处和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其更深地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加重了社会危机。新桂系最终没有找到解决乡村危机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