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社会科学研究》

为<社会科学研究>30华诞写一篇小文,就我个人来说,的确是有感而发. 在拙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后记"中,我曾发自内心地向为数不多的几家刊物致谢;其中一家是<社会科学研究>,同时也感谢了几位从未谋面的编辑,其中一位是<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的李琏生先生.如此认真地致谢,表明我只是一个寻常人,因为真正的"人物"通常是受恩不谢的.之所以不谢,意在暗示自己发迹后将有以重报,其中包含着不同寻常的自负意味.但也正因为我只是一个寻常人,也就更能见出<社会科学研究>在我的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在学术上的些许成绩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提携密切相关的.     

论德里达的解构运作

德里达解构的核心内容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本文以言语与书写、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这两对典型的解构为例,考察德里达的解构运作过程,并从德里达的写作风格、隐喻策略以及他关于真理与意义的看法这三个方面来剖析德里达的解构.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倾斜的文学场——施蛰存与1957年《文汇报》

进入1957年,新中国的文学力量和文学版图都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施蛰存在“双百方针”的大背景下,积极为上海《文汇报》撰文,发表个人对文化和政治的观点。反右运动开始后,《文汇报》集中批判施蛰存,发表的系列批判文章,实际在不断解构施蛰存从现代文学史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这一现象具有代表性,可以作为理解当代文学发生史的一种方式。     

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是一个西方理论话语,自身有着不确定性和发展性,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新的阐释和审美观照,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现代品质;同时,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的实际和现代性话语的二元对立模式,因而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片面性,应当引起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时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陈翔鹤与魏晋文人的现代书写

作为一位纵跨现当代的小说家,陈翔鹤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从作家到学者的身份转徙之后,又在60年代初的特殊际遇中先后写成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对魏晋文人陶渊明和嵇康的现代书写中,寄寓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体验和命运感知。本文着力探索了陈翔鹤首选魏晋文人与他独异的心灵体验;深度的“嵇、陶”体认与独异的书写姿态。     

比较文学视阈下的文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研究方法探析

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对现代文明影响愈加深远的趋势之下,文学与自然科学的互渗与交锋变得更加显著,现从两者的差异性、互渗性、交锋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性爱文学:在中西比较中阐释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中、西性爱文化呈现出不同本色和发展进程:前者基本上是在道德意识形态严格制导下的一种单线延展,后者则是在或对立并举、或抑扬有致、或多元兼蓄的形态中发展."性爱"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西方的性爱文学创作往往超逸出既定文化的视域、在符合文学创作本质的方式中不断调整、演变并在一种颇具变革性张力的形态中运行.中国性爱文学则基本与性爱文化取同步发展态势,具体呈现出明清之前、明清之际、20世纪初期和末期等三个不同阶段.从共通性层面审视,中、西性爱文学可分为激情之性爱、浪漫之性爱、融汇之性爱、异化之性爱、不伦之性爱等五种叙事类型,文章对此进行了艺术评析和文化阐释.     

“诗性批评”:文学研究的传统与发展

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对于文学的任何一种发现与追问,都必须回到文学的诗性本质上来,并真正"为了文学的目的"来面对文学.因此,在文学疆界不断扩大的今天,中国文学的"诗性批评"传统,对打破唯科学主义思维,真正回归文学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更加有着充分的可借鉴、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