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阈下的文本意义解读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意义并非作者或作品的意图,而是文本意义潜势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文本意义不仅具有规定性,还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双重属性决定了译者必须以文本意义为基础进行创造性翻译,读者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无限解读。这种新的文本意义观摒弃了传统的读者决定论的翻译理念,为译事活动开辟了新的视角。     

宇文所安跨文化文学解读模式研究

在具体的文学文论研究中，宇文所安创造性地将文本细读与语境还原相结合，既体现出其始终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也反映出其敏锐的历史穿透力，这种解读模式摆脱了机械式、刻板化的弊病，呈现出文本、读者、作者的三者互动。     

论文学文本的构成特性

在文学文本的构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要素论"和"层次论"的分歧和争论.综合古今中外有关观点.文学文本应是一个多层面有机构成的整体,这些层面可进一步归纳为言、象、意三个大的层次,这三个层次各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又因其内在关联而联结成一个统一整体,共同担负和体现着文本结构的意指功能与审美功能相统一的整体性功能.文学文本结构的这种整体性功能也决定了它的非自足性和全面开放性,它的产生和存在有赖于作者的创造,它的实现和完成以及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也有待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话语实践:实践美学对后现代话语理论的超越——兼与章辉先生商榷

章辉认为实践美学没有吸收西方新的人文科学知识而走向终结。但从西方20世纪现象存在主义、解释学、考古与系谱学、交往理论以及巴赫金的表述理论等对“话语”的张扬,表明实践美学提出的话语实践类型,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且能融入到后现代语境之中,并超越了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从而使实践美学成为一种现代美学潮流。     

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中国古代几种文学阐释模式

由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以及艺术文本与作者关系的非直接性,对同一审美客体或阐释对象,不同的读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戏剧《牡丹亭》中三位人物对《诗经》卷首的《关雎》的解读,可以总结中国古代大致有三种文学批评方法或阐释模式:“教化”模式、“会意”模式和“断章取义”模式。对此进行分析,对如何做一个现代的理想读者,如何把握文学批评或阐释的规则,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研究

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四城市2003年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②为研究对象,在对四城市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了四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的特色,继而提出应当重视提倡和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发展知识产权和延伸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     

浅谈地市党报楼盘广告话语的人文性

以地市党报自身所具有的较大权威性为研究起点,以其发布的楼盘广告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地市党报上所刊登的具体楼盘实例,对楼盘广告话语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当前的地市党报楼盘广告注重以人为本铸造品牌,注重“硬件”人性化和“软件”个性化的转化,其广告话语体现了平民视角和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人文性色彩。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中西集句诗论比较

中西文学史上的创作者与批评者都习惯将集句创作比喻为文本补缀的艺术,这为二者的理论比较提供了基础。集句倾向于采择具有公共性的文本材料,所谓“公共性”一般只能依托于文学经典。这使集句本身带有文学追忆与经典崇拜的性质。集句作为一种写作,形式上是文本的转移与组合,但又不止于此,这一过程还包含着意义的重新“赋予”。换言之,集句创作者是在进行文学的再生产。每一次再生产,都使原先的经典文本或多或少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因此,看上去仅仅是文本游戏的集句诗,实则也是在探索语言、文本的意义边界。这个边界总是可以被不断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