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短而朴素的故事

读书有个习惯,如果买某位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是喜欢的,那么通常会持续读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比如痞子蔡、比如安妮宝贝,再比如蒋一谈。蒋一谈在作家领域,或许不是那么出名吧,至少我先前是不知道他的。但是他的确算是当代短篇小说的先锋作家和领军人物,至少我是如此认为的。     

冯梦龙:衔接文学的高端和原生态

冯梦龙在通俗文学领域多有建树,他编辑整理的民歌、笑话、通俗读物和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等,对于世俗心态与文坛流变,均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冯梦龙以其过人的才华、领先于时代的胆识,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整理创作,对于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围绕小说的文人、民间两个传统的衔接这一命题,揭示冯梦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与杰出成就。     

论莫言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童话色彩

莫言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批涉及少儿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具有浓厚童话色彩。他用丰富想象力和独特童年生活经验,糅合幻想和现实描写"高密东北乡"既有诗意田园风光,又有神奇魔幻色彩的童话世界。莫言笔下的农村儿童形象,是不得不游走于童话奇境和成人现实世界的小精灵。他们在艰辛生存条件下遭遇各种苦难,依然像童话正面小主人公一样以善为美,保持纯真善良、活泼乐观的童心世界,执著于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小说具备童话热爱自然、珍爱生命、向往个性自由、守望人性的多元象征意蕴。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周瘦鹃与民初文学文化转型简论——文言白话的辩证关系与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

周瘦鹃在民国初期的文学与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跨越翻译、创作、电影、报刊、政治等方面,其中贯穿的对于文言白话"新旧兼备"的语言立场及其文化政治,为"旧派"作家所共享,成为建构民国市民大众新文化的基本动力,而在近三十年来全球都市发展中重现其活力。周瘦鹃有其思想谱系,即渊源于二十世纪初"国粹""复古"思潮,至民初由于南社内部分化而走向大众传媒,秉承共和宪政理念,批评时政、鼓吹家庭伦理;其小说以抒情传统融汇现代价值,为都市大众展开感情教育。本文提出以语言的辩证关系来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源起和开展,对于雅与俗、新与旧等流行观念进行了历史化复杂化的描述,涉及如何使文学史书写更合乎历史真实的方法论问题。     

美英短篇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

美英短篇小说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霍桑、爱伦·坡等,这一时期以童话和神话为创作基础。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短篇小说转向描写普通事件或日常生活。第三个阶段为本世纪50年代以后,短篇小说的特点是梦幻与现实相结合,故事的情节被截短、歪曲,隐喻和象征纠缠在一块。这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同时又相互联系。     

谢肇淛文言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刊刻

谢肇淛是晚明福建文坛著名诗人、学者,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谢肇淛一生著述甚丰,尤其是他的很多小说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广泛传播,影响很大.其中《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在作者去世后流传到东邻日本,并在日本一再刊刻,产生了很大影响.全面梳理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刊刻流传过程,对当今不无启发意义.     

论王璞的短篇小说创作

王璞的短篇小说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它不太注意故事的完整,而着重表现一种意绪、一种情调,有一种浓郁的抒情气息和沧桑感,文字也比较考究。她以自己的坎坷经历为基点,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出发,巧妙构思作品,反映了恋爱与婚姻中的幸与不幸。     

近代文言教育边缘化的开端：白话文如何进入国民学校

1920年初,在政府和新文化派精英的共同“运动”下,北京政府教育部终将国民学校“国文”改为“国语”。这标志着白话文以“国语”的合法身份进入知识生产体系,同时亦是文言教育传统的衰落和边缘化的开始。     

晚清传统文人对文学革命议论的回应

新读者群应启蒙要求产生后 ,给传统文人带来了很多困惑。传统文人和文学革命派的理论分歧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新文体上 ,文学革命派关注为大众读者群写作 ,提倡新文体和小说 ,而传统文人虽然同意启蒙的必要 ,但决不容忍白话。其次 ,是关于造语的议论 ,文学革命派着眼于新名词的作用 ,提倡输入日本所造的新名词或者创造新名词 ,传统文人则从雅洁的角度反对创造新名词 ,要从古文里找出代替的词汇。再次在文字方面 ,两者都认同省笔字的必要 ,但传统文人是出于教育上的作用而要引进省笔字 ,不像文学革命派那样将文字代之以省笔字。传统文人不愿放弃文言 ,反而以具有文言素养的读者为基本前提进行写作。因此可以说他们仅重视启蒙要求 ,并未肯定新读者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