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德关系研究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双边关系。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德关系研究,呈现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憧憬、模仿与内化:洋务期间中德的军事交流,不仅有助于德国在华良好形象的构建,而且为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自清末新政起,中国教育近代化深入到制度层面,其学制演变中德国的教育理念贯彻始终;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科玄之争为代表的文化论战,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战所体现的不仅是对西学的继承,更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德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使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     

船山“忠敬为主,质内文外”思想及其经典诠释的方法论价值--以《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为中心

从《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来看,各家对文质关系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由《论语集解》、皇侃《义疏》简单强调文、质之异,到邢昺《注疏》指出文、质之同,再到朱子以"质本文末"来重申文、质的不同地位,最终在船山那里发展成为"忠信为主,质内文外"思想。从清儒对"棘子成曰"章的疏解来看,船山关于文质关系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经典诠释的方法论,在此方法的指导下,可以从训诂的角度获知,"鞟"字实际包含着文、质两方面的义涵,而"棘子成曰"章其实是围绕对"君子"概念的不同理解展开的。     

言、意、象——翻译与言外之意

翻译的文与质或直译与意译之争自翻译诞生之日起就有。随着领土概念和民族意识的增强,翻译不只涉及译者的双语能力和对翻译话题的专业理解,还成了道德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具。然而,翻译毕竟不是原创。忠实原文不仅是译者应有的职业道德与能力,也是对原著所代表的精神实质和时代背景的尊重。     

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儒学与文学有着长久而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思想,无不深受儒学的制约和控驭。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是多元的,但儒家的文学思想在古代文坛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关于文学的功能目的、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创作的继承与创新等理论问题的探讨,无不与儒学有关,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离开儒学谈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就不能得其要领     

论刘勰之道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与《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间的内在关系的考察,我认为刘勰之道的内涵有二：一指文质相契互存原则,二指文随质变的运动发展规律。这种观念贯穿于“文之枢纽”《在圣》、《宗经》、《正纬》、《辨骚》诸篇之中,同时也集中体现在《通变篇》。由此可见,刘勰之道既是《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又是其构设文论体系和进行具体评论的方法论工具。     

黑格尔与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基于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的学术钩沉

黑格尔将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处理成“古今之辨”,通过差异比较、沟通对话,融汇古今辩证思维于一体,形成包含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的概念辩证法。概念辩证法统合认识中运动着的绝对精神以及绝对精神对自身的反思,揭示人的主观思维形式的逻辑进展与绝对精神自身的辩证进展之间的同一性,并基于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辨逻辑体系。辩证法执定思辨的逻辑而遗忘了语言,概念间的理性推演取代了语言对事物的言说。伽达默尔则认为,事物在语言中存在,以话语方式呈现。辩证法就是在问与答的对话中说出事物自身的话语方式。伽达默尔重新确立了语言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为对话辩证法赢得了尊严。     

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内阁组成前后,他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下野后,他既反对蒋的和谈原则,又反时桂系的企图.孙科的去职,不仅是桂系倒阁的结果,也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致,他不可能实现“光荣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