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世纪西欧大学产生的原因

大学是老师和学生从事真理探求的场所,学术自由是大学最大的特权,正是这种学术自由保证了学者对真理的追求。作为近代大学之母的中世纪大学是西欧文明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探讨城市、政教之争与大学产生的关系,分析了巴黎大学、博伦尼亚大学以及牛津大学的产生过程及其对西欧社会的影响。     

由“仁”与“质”“文”之关系再探“文质之辨”——以近代以来《论语》注疏为中心

"文质之辨"涉及"人"与"文"的张力,乃涵摄《论语》全书精义的又一重大分辨。文章结合"仁"与"质""文"的关系,从理想的君子人格的养成和良善社会风尚的培壅两个角度,再度探询了"文质彬彬"的确切内涵、致取之途。一方面,就理想的君子人格的养成来说,所谓"彬彬",意味着每个人身上"仁"的端倪("质")经由种种人为之"文"的润泽而达到相当高卓的境界("文""质"互成而至无过不及);另一方面,就社会文化风尚的培壅来说,所谓"彬彬",则是意味着百姓身上那点"仁"心("质")受到为政者的种种引导和教化这一"文"的熏陶,结果社会风气的良善臻于醇化("文""质"互成而至无过不及)。     

以色列贝都因人的原住民话语:发展与争议

以色列自建国后没收了贝都因人在以色列南部内盖夫地区的大量土地,将这些土地犹太化,内盖夫地区的土地权争议与族群矛盾由此催生。与此同时,促进和保障原住民权利的国际组织机构相继出现;多元文化主义加剧了以色列的社会分裂;以色列知识精英不断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政治;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公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引起关注。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贝都因人提出他们作为内盖夫原住民的话语,要求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在内盖夫的土地权。政府对此做出相关举措,解决贝都因人的土地权诉求。政府对待贝都因原住民的态度是以色列处理境内族群矛盾的缩影。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管韩之争：《管子》与《韩非子》法思想比较分析

管子与韩非子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两位著名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在中国法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管韩之争就是指两人思想观点在法律与政治方面的对立与较量。《管子》重视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张以法治国,而《韩非子》则更加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治国理念,强调以德治国。本文将对两位思想家的法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其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影响,以供参考。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之关系考论

<尚书>学案肇始自宋吴NDE69、朱熹之疑窦,历元、明二代学者考辨,迄清初才有系统归纳辨伪成果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现.其与同时的顾炎武、朱彝尊诸儒可谓清初<尚书>案的开风气先者.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观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钱穆关于阎若璩<疏证>之部分观点来源的质疑,揭示出清初考辨伪<古文尚书>运动背后隐藏着的深层理学动机.     

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向

传统或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代表了过去的悠远和辉煌,亦在于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当下存在样式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时,就不仅仅是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一种历史性的梳理和阐释,而且要立足于现代及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而非传统或"传统主义"问题,进而从中寻求一条可以联结过去和现在的精神纽带以及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依据.然而,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却经历了诸多的波折与坎坷,与此同时亦完成了研究范式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的现代转向.     

“蝴蝶效应”:析盛宣怀袁世凯轮电之争及对汉阳铁厂的影响

20世纪初盛宣怀袁世凯的轮电之争,是晚清政治的必然产物.尽管其本身并未涉及汉阳铁厂,但对铁厂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盛宣怀为筹集铁厂建设资金不得不大借日债,铁厂由此逐步走上被日本控制之路;同时,轮电之争及其延续.为盛宣怀合并商办汉冶萍公司提供深刻的政治教训.传统政治左右经济的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