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从“天人之辩“、“古今之争“和“言意之辩“谈起

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选取三个论争中心“天人之辩”、“古今之争”、“言意之辩”为角度,在人与世界、传统与现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若干比较研究,以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并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与辨析

近年来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在我国掀起了更迭不断的争论热潮,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外来命题,至今无一定论.本文联系近年来的论争焦点,认为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应首先厘清"日常生活"及"审美"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在两者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进行阐发;在借鉴西方观点的同时,要立足于中国审美文化现实语境,实现从西方社会到中国现实的语境转换;要着眼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所带来的审美现实,并对其作出合理的价值阐释.     

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

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之间关于唐宋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令人关注的事件。清代翰林院诗学重唐,而反对宋诗。汪懋麟和施闰章之间的诗学争论关涉到历史上翰林与主事诗歌主张的矛盾;汪氏和徐乾学之间的诗学论争则关涉到翰林院的＂玉堂家数＂与失意文人＂不平则鸣＂思想的对立。总之他们之间的诗学之争深刻反映了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的巨大差异。     

“花雅之争”与戏曲音乐体制的转型

清代剧坛＂花雅之争＂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中国戏曲音乐体制由曲牌体独擅天下转变为以板腔体结构占据主导,戏曲音乐完成了两大曲体的过渡与交接,中国戏曲由此进入现代化发展历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南北曲包含板腔变化的曲牌联套音乐体制,清代京腔带有过渡痕迹的曲牌、板腔兼用体制,清代秦腔成熟的板腔变化音乐体制,及民间小戏逆向发展的音乐体制演变路径,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戏曲音乐向现代转化的发展轨迹。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论贞观文学观念的文质消长

唐初武德、贞观年间的文学观念有一个明显的质消文长过程.武德与贞观前期,为纠正南朝文风的流弊,文质观念表现为质胜于文的过渡期特点.贞观中期以《隋书》等"五代史"的修成为标志,追求文质兼济.贞观后期,以《晋书》修成为界,诗坛全面走向重文轻质的道路,下启龙朔文场变体.     

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汉、宋学关系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紧要的问题。清末民初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既有研究的情况看,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汉、宋学关系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想”的问题;其二,汉、宋学之间的区别未必是壁垒分明的;其三,研究中必须摆脱先入之见,回归清人的语境;其四,应该重新由史料出发,完善与修正既有论述框架。     

孙刘荆州之争中蜀的失误

孙、刘二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联盟,并取得抗曹的胜利。但随着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孙、刘荆州之争已势所难免。由于关羽的轻敌和认识等错误,更由于诸葛亮的战略决策失误,蜀不能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策略,致使蜀在荆州之争中惨败。     

论南社与同光体

本文论述了南社唐宋之争的起因、过程,指出其领导人柳亚子由于主观独断而造成南社分裂的错误,对南社解体负有责任。并试图将南社与同光体在诗歌思想与艺术方面的不同特征作一比较,指出各自的得失。     

先秦人文话语五论

先秦人文萌芽于《周易》中的符号 ,进阶成象形性的文字和言文。当人文发展成话语时 ,先秦文论先是从人与物、心与物方面对人文内涵的正反内容进行探讨 ,此后言文、言语和言意等话语内容进一步丰富了人文精神。人文不可能摆脱“物”,文“质”是人文的基础 ,文字是言文的基础 ,文“学”是文化的基础。尽管文化中存在着智慧性的悖论 ,但言语却一如既往的在人文中充当着信息工具 ,至於言意 ,则更深刻的切入人文话语内容 ,并时时刻刻的警觉着人文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