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与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发生

该文从中西文学比较角度探讨了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理论产生的基本模式和特点，注意到了它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一些因素，尤其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和作用。从众说纷纭的“古今之争”、“新旧之争”中，审视文学“价值重估”中的时间角度，对转型时期从一种选择到多种选择的理论态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和论述。     

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北宋党争与苏轼的陶渊明情结

作为"触媒",北宋党争激活并深化了苏轼对陶渊明的历史记忆,使之产生陶渊明情结;同时,在社会背景、文化结构和时代接受心理的共同影响下,苏轼根据现实处境的需要对陶渊明重新进行了诠释和建构.在习陶和陶过程中,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注入到陶诗冲淡平和的外壳中,体现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并使其得以从中排遣情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的内在超越和净化.     

"封锁"澳门问题与清季中葡关系

"封锁"澳门是同治、光绪年间中葡关系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不仅使粤澳之间冲突频仍,而且直接导致了同、光年间中葡关于澳门周围水域主权归属的争执,其严重性并不亚于"封锁"香港,却始终被清政府看作是粤澳之间的地方性事件,由此引发的各种冲突和纠纷基本上由广东当局直接处理.透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葡政策及中葡关系的发展脉络.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政局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唐前期因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山现了史家盛称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安史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宰相、宦官、节度使等侵夺、削弱,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等危局。     

清末“礼法之争”对今天法制建设的启示

本文论述了清末新政中因修律而引起的“礼法之争”,认为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固有排他性和中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差异是引发冲突的深层原因 ,并分析了清末“礼法之争”对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既要借鉴西方的先进法律文化 ,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走出一条稳健与成熟的新路子     

唐代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

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是封建地主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科举制度之下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官僚集团与旧的门阀势力之间的斗争———朋党之争 ,是唐代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 ,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

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领域争论的热点话题,以至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张戒,南宋末严羽全面宗唐黜宋,唐宋诗之争的旗帜正式树起,经由元明不断发展深化,最后由清代进行总结和融合,到清末唐宋诗之争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算是暂告一段落.但在南宋张戒之前,唐宋诗之争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阶段.伴随着宋诗的成熟,诗坛主导者(苏、黄、江西诗派)表现出来的对唐诗范型的认识、取舍,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诗歌范型的张扬,以及北宋末南宋初对宋诗弊端的某些批评,可以视为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南宋初对宋调的不满和批评、张戒对"苏黄习气"的批评、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反思、朱熹对唐音宋调的态度,可视为唐宋诗之争的滥觞.     

康德、雅可比与泛神论之争

泛神论之争的哲学实质在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雅可比论证一切以理性推论为基础的哲学必然导致与信仰相对的无神论、宿命论。门德尔松的形而上学试图表明信仰可以得到理性的证明,然而他的形而上学抵挡不住雅可比与康德的攻击。康德通过其实践理性信仰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理性与信仰的冲突,然而,这却引发了雅可比对康德理性信仰的进一步批判。似乎没有任何方案可以解决雅可比的二难处境:要么我们放弃理性以拯救信仰,要么我们放弃信仰以支持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