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留守与流动儿童”书写

"留守与流动儿童"是中国现代化的代偿物,充满悖论地为文学提供了新题材、新人物形象、新的心灵图景,对既有的"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提出了挑战。其作品存在着成人作家代言的困境、形象主体的同质化、童年生活空间叙事的封闭性等问题。该类作品固定的、特定的修辞表达,将其维持在一个狭小的格局内。     

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应该如何的“名”的研究,二是对村干部实际如何的“实”的研究。赵村的村干部的“名”与“实”经历了从融合到偏离的历史性嬗变。改革开放后,因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历史变迁的惯性及相应的政策及制度性规定为村干部角色行为提供了基础,包办型村干部经历了“名”与“实”的短暂融合。但随着村庄出现可赢利的巨额集体资产,村干部以派性斗争为核心争夺村庄权力,以自我获利为目的,造成村庄集体资产流失,村民利益受损,赢利型村干部的“名”与“实”严重偏离。以制度治村为核心的纠偏机制的运行,以期扭转赢利型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行为,却导致了放任型村干部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名”与“实”的偏离,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困境依然没有摆脱。     

物象化、物化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

考察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需要区分物象化一般与生产关系的物象化、物化一般与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需要区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与竖立其上的拜物教观念。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是指生产关系表现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是指物在特定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作为物就具有的属性。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非常复杂,远不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和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能够透彻地说明的。拜物教观念指的是一种把物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的错认,它直接与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而不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有关。在拜物教观念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混淆了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化、永恒化了。     

现代针灸临床新学派背景与前景透视

解剖学派与微针学派是现代针灸临床学派中深具理论创新特征的新学派,透视其理论内涵,发现解剖学派的临床与理论多是早期针灸的再现与现代解释,微针学派则提示着针灸与生理学发展的新方向。新学派的发生与发展是针灸本身理论固化与教育僵化的结果,背后亦有其谋求学术认同与执业利益的追求,同时也为针灸学科体系施加了打破固有框架的外力。     

“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建设管理策略研究

随着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学科群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学科建设进程中最具有探索性和方向性的新动向。探讨了传统学科管理模式对学科群建设的管理带来的障碍,提出在“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并从建立科学的投入及协调管理制度、引入过程监管机制、建立成效评价制度三个方面探讨了“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建设管理的策略。     

税务信息管理权与保护权的冲突与平衡

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信息采集、保有及使用方面存在激烈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具有必然性、税务信息的权利（力）边界不明且经济性日益凸显及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责任机制不健全。借鉴域外经验,中国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平衡之道在于限制公权力并进一步保障私权利,坚持税收法定、个人权利保护及狭义比例等原则。具体而言,需明确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范围,构建税务信息分层管理机制,严格化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程序,完善纳税人信息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违法取用纳税人信息的责任机制并加强对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的监督,促进税务信息领域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从冲突中走向平衡。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逻辑及当代意蕴

新时代“共同体”已然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共同体意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作出的全新政治方略,既印证了现实呼吁,又体现了历史趋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经历了多次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支撑、以共享发展理念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路径并且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目标。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之下,发展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十分紧迫。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