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余空间辅助轨道交通站外客流释压策略研究

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的关联日益密切,使得站点影响域逐渐成为探索城市公共空间复合功能和品质的新兴范畴。本文以轨道交通站域内部一类特殊的城市剩余空间——“零余空间”为研究对象,围绕轨道交通大客流带来的步行交通安全和效率问题,探索了零余空间参与提升站域空间质量的技术方法和策略,以此切入对城市剩余空间价值和利用的研究。     

国土空间视角下高原寒地县域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构建——以西藏索县为例

绿色基础设施是支撑生态系统可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势必对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更具要求。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区存在生境破碎、生态脆弱等困境,尤其在经济水平与地理环境双重制约下,如何高效利用现有资源条件构建绿色基础设施以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仍具实践困境。论文基于国土空间规划全域全要素视角,以西藏索县为例,通过形态学空间格局、电路理论等方法,识别区域景观要素及生态源地,筛选廊道与战略节点对格局结构进行优化,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探索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构建思路。研究结果能够为研究区生态修复与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构建提供实证依据,亦能为其他高原寒地城镇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数字空间正义的理论内涵、缺失表象与弥合路径

数字空间是互联网集团代表的市场资本和掌握数字知识的技术精英共同塑造的新型社会空间,而数字空间正义就是对数字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空间异化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意指社会个体能平等公平地分配数字资源以及拥有充分数字权利。数字空间生产中,受市场资本和技术精英的共同支配和影响,数字空间日益沦为数字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空间,技术精英进行监视以及自我约束的规训空间,类型和功能均具明显单向度特征的同质空间,延续并再造新型社会不平等的区隔空间,进行免费劳动的剥削空间以及引导预售的消费空间。长此以往,数字社会日益沦为单向度社会,数字生活沦为单向度生活,人也日益丧失否定、批判和创新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为打造正义的数字空间,实现诗意的数字生活,须坚持数字空间生产的人本性和正义性取向,通过完善契合数字空间运行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规范数字资本时空运作以及生产复合型数字空间,再造专业型数字文化空间激发数字生活的集体记忆,秉承差异再造原则并保障主体数字权利,确保数字技术开发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等路径予以实现。     

“上海2035”总规实施背景下的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城市空间优化策略

“上海2035”总规提出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在空间资源紧约束的条件下,依托轨道交通站点的TOD建设是优化用地布局结构、提升空间环境品质,促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支撑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的重要策略。该研究以面向“上海2035”实施的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线路及站点为对象,通过对站点周边地区土地利用情况的梳理,指出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在集聚度、复合度、公共性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结合国际经验和上海规划管控要求,从集聚的空间尺度、梯度引导开发强度、多元复合功能布局、精细灵活空间设计等维度,提出进一步提升站点周边地区的功能布局和空间品质的策略建议。     

FDI对我国三次产业影响作用的实证分析

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结合我国1983到2006年的有关数据,对我国FDI对三次产业的影响作用作出实证分析,得出结论,FDI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长期作用不显著.并结合我国经济现状分析了原因,提出要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调整FDI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投资结构.     

河西走廊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在分析河西走廊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影响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市场、企业、技术、政策等因素,提出开发文化旅游类产品、开拓文化旅游类市场,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文化旅游类专业人才,突破现有行政区划掣肘、加快河西走廊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加强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开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新通道等对策建议。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了一种新的核准追诉,具有平衡因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带来的惩罚倾向、统筹兼顾特殊预防与特殊保护、缓和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紧张关系等功能价值。新核准追诉适用条件之一“犯故意杀人、故意伤人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是考虑刑法谦抑性、未成年人犯罪实际情况的结果。新核准追诉的另一适用条件“情节恶劣”本质上属于一种可罚性升格条件,需要通过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程度、未成年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行为手段、行为规模、是否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判断。虽然已有核准追诉程序的规定,但需对若干问题进行调整后才可适用于新核准追诉。     

中国式现代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

现代性往往被西方学者看作以文艺复兴为始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历史叙事,但从现代性批判相关著述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条从批判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走向新现代性的思想演进逻辑。中国式现代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以实存形式宣告了在地域上异于欧洲的现代性存在,中国式现代性不仅体现为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与宗教意识的复调式兴起,还体现为中国学者对中国大地上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自觉,更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理性反思基础上提出的崭新现代性筹划。中国式现代性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在三个重要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积极的理性担保：辩证守护启蒙价值观,把人的解放作为根本价值目标;坚守资本奴役逻辑批判的主体向度,把正确引导资本发展作为重要手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性筹划,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作为前提引领建构现实共同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辩证逻辑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百年来团结和带领人民艰辛探索并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规律与主观价值选择的统一中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明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在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文化根基;在实践总结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设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体系,确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在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中利用“现代化”话语的国际通约性自主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立场与世界意义,以消弭中西话语隔阂、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同。从发生学意义上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辩证逻辑,是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创贡献、深度解码现代化道路之中国样本的题中之义,对坚定不移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