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人文精神的历史脉动

在奴隶制社会以前法律与人文精神存在着自然的契合.而在奴隶制、封建制时期法律出现了与人文精神的背离,法律成为统治人的手段和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基于对人性压抑的反思,法律体现着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法律与人文精神的这种历史脉动说明了:法律应是人文精神的反映,法律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法律与人文精神的内在统一.这一结果依赖于在民主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合来实现.     

法律人培养视角下的法学教育检视

培养法律人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目标与主要任务.近年来,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大陆本科法学教育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基本价值理念及其实施机制的运行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综合来看,当下的法学院教育中,程序正义理念教育不足、法律解释的运用能力培养不够、法律的系统理解和运用能力教育不够、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以及法律思维的训练不足等几方面问题较为突出.对这些问题的揭示与反思有助于我国法学院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促进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大庆油田企业文化创新发展的新趋向

“经营”文化是大庆油田企业文化创新发展的新生长点;积极培育“责任”文化是大庆油田企业文化创新发展的新亮点。厚重的“责任”文化积淀,地企互动的特定环境,“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性质,是大庆油田培育“责任”文化的前提条件、特殊条件和内在约束条件。     

论大庆精神的新内涵与科学发展观的逻辑统一

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关于新时期深入学习和弘扬大庆精神的决定》中对大庆精神的丰富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发展、创新、创业、科学、人本”为大庆精神的新时代内涵。大庆精神基本内涵与新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大庆精神和科学发展观是逻辑统一的。     

美国的中国研究六十年

中国研究需要对中国的内部事件和对外关系作出及时反应,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十分活跃,新现象、新资料和新方法不断推动着它的发展。回顾历史,美国的汉学研究可以分为五个主要时期,我称之为中国学研究的“五代”。     

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性年份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1903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是年,新小说创作如火山喷发,高潮迭起,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家几乎都在这一年亮相,竞相推出自己的拳头产品;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蓬勃发展,白话报刊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存在,白话文著述和白话文学作品蔚为大观;文坛与诗坛热闹非凡,革命派与改良派针锋相对,新派与旧派营垒分明.1903年的文学界,呈现出新小说创作一枝独秀,而报界、文坛和诗坛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1903年,中国文学在近代化的路途中继续阔步前行.     

地方社科研究机构实现科学发展的有益探索及其理论思考——为纪念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而作

总结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实现科学发展的有益经验,探索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繁荣发展地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意义重大.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来说,实现科学发展,有以下规律是必须认识和遵循的:以"立足河南、研究河南、服务河南"为根本宗旨,以"咨政建言、传承文明、助推发展、融入社会"为职责定位,以"科研强院、人才兴院、开门办院、和谐建院"为基本方针,以打造党和政府"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新智库为努力方向,以建立河南特色、中原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长远目标.展望未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努力做到:以解放思想为总开关,以推进科研转型为重点,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提高综合保障能力为基础.     

论整体的、多元的与和谐的医学人文新视界

整体、多元与和谐的医学人文新视界包括:整体观.把人看作为生物-心理-社会-精神之综合存在的人:多元观与和谐(自主)观,医疗的本质是属人的,人文精神是医疗的最深层次的结构,是医疗的精华与内核.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