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陈先祖考

据陈氏几种宗谱相互印证,相传北宋阆中三陈的远祖经历过河南淮阳—河南颍川—浙江长兴—江西太和—湖南新化的迁徙。其直系先祖为定居湖南新化的陈万。其高祖陈翔授博州刺史未随祖父入湘,遂有其先为博州人之说;陈翔随王建护熹宗入蜀,遂为三陈直系入川始祖。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     

新化方言的数词与量词

新化方言中有一些有特色的数词与量词,如特殊数词“炮⁼”与“晚”,通用量词“隻”与“个”,不定量词“粒⁼”与“滴唧”。数词与量词具有一些独特用法与功能,如“一”的冗余用法,量词的重叠用法,量词具有指示功能与定语标记功能。探究了一些数词与量词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方言文化的传播,丰富梅山文化的研究成果。     

才全而德不形——读《庄》漫笔之十

庄子是先秦时代对个体命运感作出最为突出阐述的哲人。在传统的天命观的笼罩下,命运感的抬头所反映的乃是社会化进程的扩大中个人意识的生成与孽育。庄子认为,既然死生存亡、穷达毁誉、饥渴寒暑这一类事情的产生,不是个人的智慧所能预料,那末就不要让这一类充满差异性的事情扰乱了自己对于事物通同性、亦即统一性的认识。只要对于事物统一性的认识不被扰乱,那末生命展开过程的种种得失就不会进入自己的心灵。庄子所提倡的人格是“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即知之全也,所谓知之全,即是所知为其大者,为其整体者也,是一种带有总体性的认识。如何对待命运,亦即是如何对待人生,这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总体性的认识,而且还是一种总体性的生活态度。所谓“德不形”,是说德浑化于无形。因为在东方专制社会的环境中,特别是作为弱者,才或德的外露是一件危险的事,才与德之浑化于无形这一观点的提出,表明《德充符》篇比之《养生主》与《人间世》,在对东方国家个体存在论的阐述上,又有了新的推进。     

《印度之行》中的女性描写

福斯特最著名的小说《印度之行》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它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主要探讨关于 阻碍人类“连结”的种族冲突问题。文章从文体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小说中用于表现女性的语言。分析了作者对特 定语言的选择,分析了用特定的语言体现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进而客观地指出了福斯特对社会中性别歧视的敏锐 洞察力,以及在小说中成功的再现。     

《印度之行》:跨文化交往的出路与困境

E.M.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从多重交织的文化身份出发,以超越民族、文化和宗教界线的广阔视野,观察了大英帝国在印度各个层面的运作情况,并对之作出独特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和睿智的评论.小说通过空间的转移和人物心理的变化,探讨了阻碍人类团结的人为因素和神秘的宇宙力量的交互作用,并对实现全人类和谐共存的理想的可能性作出了预言式的回答.在当下全球跨文化交往的时代,这部小说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伍大希的朝霞与夕阳

美丽的长沙岳麓山下,湖南师范大学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住着一位年过八旬、有着传奇人生的离休老教授,他就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伍大希。两个"最后一次讲演"1944年初,湖南新化22岁的青年伍大希,满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来到闻一多先生任教的     

胡适与李宗仁

胡适与李宗仁的交往 ,从北伐时期开始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两广事变”时期 ,胡适谴责李宗仁的讨蒋抗日。抗战胜利后 ,胡适与李宗仁在北平处理学潮问题上配合默契。新中国成立 ,李宗仁毅然回归祖国 ,与胡适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哈曼的伦敦之行及其思想史意义

哈曼是最早对启蒙运动提出系统批判和深刻质疑的思想家之一,在德国思想史乃至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1757-1759年的伦敦之行是哈曼思想历程中的转折点,由此,他离开了德国主流的启蒙路线,转而皈依基督教,试 图开辟一条全新但却另类的启蒙路线。作为思想史事件,哈曼的伦敦之行对德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李商隐桂管之行的悲剧意识

李商隐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月至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赴岭南入桂管观察使(治所桂州,今桂林市)郑亚幕府,任支使兼掌书记。本文从李商隐诗歌中充分论述了他内心所反映的悲剧意识和特征,分析了其中原因,并指出这主要决定于李商隐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个人气质,属于因“游”而产生的悲剧意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