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论中国古代说话艺术中的“常备人物”

在中国古代的说话艺术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小说中,一些同名而形象基本稳定的人物在多个不同的故事中出现,其中一些人物的名字甚至可以作为某些特定类型的人物的代名词.这些人物形象的形成跟说话艺术主要是口头文学有关,在说话艺术长期的演变中形成了一些"格套",既方便说话艺人的记忆,也方便了听者的接受.正确认识说话艺术这一特点有助于对这类人物形象及相关情节的解读.     

人性标尺:欧阳子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欧阳子的小说被认为全方位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思想观念和小说技巧,由于和台湾社会本土文化貌似断裂性关系,而历遭评论界的非议和责难.爱情和婚姻是欧阳子的主要书写场域,她以叛逆性的笔触大胆写出真实人性下的女性生存,展现了60年代台湾新女性欲望化的存在.     

金圣叹鉴赏《水浒传》的整体观

金圣叹是从整体的角度点评《水浒传》的: 一是他善于把握全局, 从宏观上感受作品的整体美; 二是他善于在整体性比较中鉴别作品整体价位, 在对水浒人物群体的比较中感受人物的形象美; 三是善于从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相统一的角度, 从研究整个艺术方法体系的角度, 感受作品的艺术方法美。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形式

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世界构筑了一个庞大、缜密、繁复的隐喻网络系统。隐喻,在沈从文的眼里,不仅仅是一种语词转换的修辞行为,更是用以传达人类理解世界、解剖生命符码的哲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以语言的方式呼应着文学进入哲学的永恒诉求,在语义的转换之际“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种颇具典范的文学型态。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之忧愁

沈从文的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往往在优美的描写中，平淡从容的叙述中隐藏着一股忧郁与哀愁的情绪。《美丽总是令人忧愁》一文作者试从沈先生的民族根源和个人经历两方面探讨其产生忧郁哀愁的原因，并从湘西文化角度探讨沈先生的所忧，也许不失为一个新的视角。     

现代小说中的时空关系

本文主要以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小说为个案,来探讨现代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作为小说的主要构成因素,时间与空间并不能截然分开,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叉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如空间的时间化或时间及小说本身的空间化。这种种时空关系除了拓展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外,还蕴涵或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等等众多信息和意义。     

试论唐代商贾小说的特色

浓烈的人间烟火味、神仙鬼怪气和新奇的外商风采是唐代商贾小说内容上的三个特点。从以“事”为主到以“人”为主,开始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叙述为主,辅之以细节、心理、语言描写,表现出高超的“写人”艺术。     

略论六朝志怪小说的两大叙事特征

作为丛残小语的六朝志怪小说 ,虽然处在中国小说的雏形期 ,但它却蕴涵着成为后来中国小说一系列叙事范式的胚芽。限知性叙事和客观性叙事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两种叙事范式。前者的出现与运用 ,不仅是观察点易换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叙述策略的展示 ,其本质暗含着对传统“实录”原则某种程度的挑战与颠覆。后者则充分显示出被现代西方小说美学极为推崇的客观性叙事的创作理念 ,在中国小说发展之初就已初露端倪。     

台湾80年代以后文学的发展状况概观

80年代以后的台湾，是社会发生深刻结构性变革的时期。从政治上看，世界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东西方“冷战”格局趋于瓦解，“和平”和“发展”成为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台湾也不再是冷战棋盘上的一粒卒子；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基本成形，使整个台湾几乎成为“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