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起点上促进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CSSCI

近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情况陆续揭晓。我校共获10项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刷新了我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立项总数纪录,进一步彰显了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实力。一年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推进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面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竞争力。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文学发展观的反思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阐述的文学发展观主要有两点:其一,由时变引起文变;其二,文学发展是进化的。由时变引起文变主要是风格和体制的变,而不是文学观念的变。文学发展进化论虽然为由时变引起文变的变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是把文学史理解为线形发展的历史。在思维方式上,袁宏道的文学发展观强化了文学发展进化和退化的二元结构,对今天的文论建设有着较多的负面影响。     

"网络社会"的社会学定位

伴随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展开,人类网络生存的日益广泛化,网络社会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应该从社会发展理论出发,对"网络社会"进行社会学定位.     

"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成了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创建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让人防深入人心--访漯河市源汇区人防办主任李金刚

近年来,漯河市源汇区人防办在政府部门的正确引导下,在人防办主任李金刚的带领下,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统揽全局．坚持创新体制。完善机制,依法行政,努力打造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谐进步的现代化人防办。取得了优良业绩。     

习近平用典(为政篇)

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解读在谈到改革时,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胸有谋略、动有章法,要打破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思维定势的形成,或是由于个人立场、地位、利益,或是由于工作格局、权限、机制。习近平同志还经常强调,形势是会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工作需要不断适应新的要求。如果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难免会碰钉子。形势变化了,任务升级了,如果还是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来行事,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革,或者不积极去推动改革,就可能误事。     

论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立场与基本原则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存在着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深绿"和"浅绿"思潮由于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客观上推卸了资本对全球生态治理应尽的责任,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红绿"思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是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看,存在着"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研究范式"、浅绿"思潮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秉承"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既作为一种发展观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又作为一种境界论以促进全球生态治理。     

论江泽民的发展观

在跨世纪的征途上 ,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创造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同志的经济发展思想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加快发展“要有新思路” ;“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基于不同实践基础而形成的邓小平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发展观为基础和重要渊源,在发展目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进行创新的同时,又继承了邓小平发展观的经济发展中心论、改革开放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方法。     

农业女性化视野下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与政策调适——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分析

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变迁进程中农业生产主体女性化特征表现明显。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因遇到新问题而陷入困境。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理论为分析农村妇女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依据该理论,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本质上是可行能力贫困,解决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提升其可行能力。农村妇女在获取资源与机会方面的障碍,实质上是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的缺失或削弱。从这些方面出发,改善农村妇女的可行能力,是公共决策恰当回应农村妇女发展问题并实施政策调适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