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异质性、代际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 以受限截尾模型为基础, 采用集束化估计方法, 深入刻画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正规教育, 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与个体行为、资源可及性及民生保障等层面市民化相比, 心理情感受到正规教育的作用强度更大。在代际差异上, 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 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效应更明显。据此, 提出有策略分类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构建文化课堂工程等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逻辑——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微观理论基础,论证了供给在供需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只有新供给才能持续创造增量的需求,并分析了新供给形成的环境、条件和要素,从而构成"培育新供给、新动能"的政策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新供给经济周期"为宏观基础,从供给角度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阶段,揭示了"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指出"供给结构老化"是当前中国经济连续下行的根本原因,从而形成"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升级"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二维的生产要素理论扩展到三维的"五大财富源泉"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扩张原理,并提出了一些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性主张,进而探讨了解除行政性供给约束所能获得的短期增长空间,以及放松五大要素供给抑制所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清代“新满洲”八旗子弟教育研究

[提要]东北边疆诸部族多精于骑射、崇尚武功,为保持满洲“尚武”习俗、提高军队战斗力,清政府对“新满洲”八旗进行以“国语骑射”为主的兵丁教育;为了培训和教育大批满洲八旗的军事预备役及后备力量,又在东北各地筑城及设置八旗驻防的同时,陆续设立八旗官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对“新满洲”八旗官兵子嗣进行系统的旗学教育培训。另外,发遣东北的汉族流人以私塾和教书授徒方式开展的私家教育,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政治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创新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政治人类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新政治人类学适时而变,打破以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定义政治人类学的界限,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权力",使得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无限延伸。新政治人类学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政治现象,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的精神、探寻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以及人类权力的产生和异化等问题。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抓住了政治体系变革的关键,相比于传统政治人类学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居延新简释文补遗

目前公布的居延新简释文仍有未安之处,需进一步校订。其中E.P.T16:3简应改作“月壬戌以前,自殊死以下”;E.P.T40:64简应改作“大聚土,占客在门,所为来者言”;E.P.T43:175简应改作“□以取妇、嫁女、祠祀、远行、入官、迁徙”;E.P.T43:306简应改作“更始元年正月壬午朔己酉,令史业敢言之：乃戊申直符,谨行视,臧内户封皆完,毋盗贼发者,即日平旦付令史严。敢言之”;E.P.T43:325简应改作“造史为官署掌”;E.P.T2:30简应改作“造令史上造范护自占书功劳……官造令史二月二十日”。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指导新实践——兼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承载了党的理论创新传统,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当前,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贯穿于学习实践、研究实践和经济发展实践当中,以进一步推进其发展。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一带一路”助推中蒙文化交流新发展

蒙古国作为我国的友好邻邦,历史上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经历了确立和快速发展、停滞以及复苏三个时期,虽然经历了历史的阵痛,但冷战结束后,双方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中蒙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各方面交流与合作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两国的文化差异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所以,通过对中蒙关系中文化因素的具体分析,借助于"一带一路"推进两国关系的未来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