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团”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以民国时期的广西为个案研究

民国时期,新桂系集团通过民团组织和强大的政府行政网络,将国家权力直达社会底层,改变了"传统国权不下县"的状况,实现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掌控,从而全面掌握了基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资源。     

用什么塑造地方精神

据媒体统计,2011年有13个省份、14个省会城市及地级市先后推出了本地的精神口号,在这些口号中,创新出现了11次,开放出现了10次,和谐出现了7次,包容和爱国分别出现了5次和3次.显然,某些价值理念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是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共同追求.既然存在着共同追求的精神,那么地区或城市精神的提出又有何意义呢? 毫无疑问,在这个文化融合加速但又推崇多样性,文化底蕴积淀远远滞后于物质财富增长的时代,寻求、塑造、宣传本地精神是极富价值的,是凝聚地方认同,塑造本地形象,彰显自身特色必要的组成部分.对此几无异议,从个人到国家、从企业到政府,都用座右铭、国家理念、企业文化、政府精神等不同形式来实现着这种构建文化信仰的功能.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构建地方精神?如何践行地方精神?     

论伊格尔顿理论的重建策略

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前四章关注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与过失,文化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后四章对真理、道德、德性、客观性、非存在、邪恶、革命、基础等基础性概念进行重新解读,是其理论重建的关键之处。他的这种建构方案可以看做是既继承了英国新左派的传统,又吸取了英国左翼思潮的各种经验教训并调和各种左翼思想,针对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境况而得出的试探性结论。     

董志凯教授

董志凯,1944年生于上海市。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主持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如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常务副主编,国家、院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编等。董志凯自1 988年担任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前身是成立于1977年的"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的负责人以来,团结全组同志,大     

画里话外──张筱膺访谈

"浓淡干湿写造化,心慕手追见禅意",张筱膺的水墨山水中散发出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空灵与恬静,这是她悉心绘事、内观外察、静心参持的善果。张筱膺先后入方骏、王孟奇二先生师门,师道问学,笔耕墨耘,深得二位方家之笔墨精髓,在继承"新文人画"衣钵之同时,又能不为所缚,自成面貌,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甚为难得。     

应当高度重视语言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评《〈红楼梦〉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

跨学科研究可以推动学术理论和方法的更新。王德福博士的专著《〈红楼梦〉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是语言与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成功例子。正因为有了跨学科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使这部专著在语义学、阐释学、修辞学乃至红学等领域都有创获,这对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日本对内FDI新特点、效应及中国的对策

长期以来,日本为对外FDI大国、对内FDI小国。然而,东日本大地震加快了日本经济国际化步伐,其对内FDI呈现出新趋势。本文根据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引进外资的新特点,重点分析外国对日FDI对改革日本传统企业经营制度的积极影响,探讨日本扩大对内FDI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提出中国加快对日"双向投资"的措施。     

第二产业革命:从工业化到新工业化的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路径

我国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是:一方面,我们需要长期的中高速增长以便在2050年如期实现现代化,这样的发展就不能过早过度地依赖"去工业化"的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遇到了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市场饱和的工业化拐点,又不可能再继续依赖快速的工业化发展来实现现代化。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再简单地遵循"配第—克拉克定理"讲述的一、二、三次产业升级的顺序去寻求我国的经济发展,而是需要根据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寻找到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新动力新路径——这就是第二产业革命的从工业化向新工业化转变的新路径新战略。     

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基于新旧范式的比较

通过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旧政治活动范式的比较,奥菲论证了新社会运动是化解福利国家矛盾、解决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有效途径,并最终强调抵制和阻止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进一步盲目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将超越现代传统社会运动而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从新社会运动所关注的主题、行动者、行动的模式以及价值意识上来讲,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以民主化、交往形式以及集体认同为其政治目标,因而属于认同政治.     

新阶层的组织化与社会和谐

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越来越多地活跃于各种社会组织，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他们是社会经济结构中新的中坚力量，也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桥梁和纽带。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必将带来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和谐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