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孝孺之死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笔者通过论述方孝孺学行修养和他在明初士人的影响,来分析“读书种子”的内涵。通过对“读书种子”在明代士风中的意义的分析,笔者认为,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孺的屠戮,恰恰是对明代士风最大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士风崇尚清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做人说

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千百年来,无数家长、老师这样教育孩子。可是怎样学做人?又免不了搞二元制。大凡书本都是教人君子之道,强调为人要正直;而私底下,家长们又觉得社会复杂,怕孩子单纯会吃亏,难免又要传授一些圆滑应变之术。于是成年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在君子之道、小人之术间徘徊,     

方孝孺正统观下的族谱思想研究

方孝孺的正统观基于儒家礼义思想,核心是血缘家庭伦理,族谱为正统礼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方孝孺的族谱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族谱的基本理论,包括谱以载道说和谱本体论;一是族谱的具体实践,包括社会实践（睦族）和个人实践（君子）。在理论方面,方氏发展出了一套谱本体论:天下皆属于一宗,众谱终汇成一谱。族谱不再是低于先王之法、天道、古道思想的存在,甚至可以反过来说,被记录下来的先王之法、天道、古道都是谱的某种表现形式。     

论方孝孺之死的儒学史意蕴

方孝孺殉难是其自身的学行素养、理想信念及儒学境界的必然结果,是"殉志"的学者,而非"殉君"的愚臣。在儒学史上,方孝孺殉难是关系明代知识分子整体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儒家政治理想在当世遭遇的主要表现。     

中国古代死得最惨的十大名臣

商鞅:五马分尸秦孝公通过变法使秦国国力跃于各国之首,商鞅功不可没。但他由于执法严厉,得罪了不少人。秦孝公死后,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告发他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施以车裂之刑(即五马分尸)。李斯:腰斩李斯不仅是辅助秦王横扫天下的政治家,也是小篆的发明人,现在泰山石刻据说好多都是他的手笔。同时他的文章水平也是屈指可数的,尤其是他的《谏逐客书》,鲁迅就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就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     

“达”范畴与“士”的价值定位

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里,与"达"范畴相关的理念有意地祛除了官场俗气,而赋予它更多的道义色彩,表现出超功利的价值立场。从孔子的"士达说"到方孝孺的"穷达观",其价值体系的精神血脉一贯而下,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士"的价值定位的精髓实质。这种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念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去反思领会,进而发扬光大。     

论儒家的气节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人在数千年的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气节”价值观念,它既是士大夫或志士仁人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的价值取向。“气节”价值体系中所蕴涵的“孝”、“忠”、“义”、“礼”、“信”、“勇”、“诚”等观念,在抽象形式上具有普遍的价值,因而可以根据时代条件的变迁赋予其新的内涵,发挥其在人生理想和敦化社会风气方面的积极作用。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明初方孝孺宗法思想初探

宗法制度是以父权和族权为特征的,包含有阶级对抗内容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由于宋明理学家的推崇和设计,使宗法制度到宋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初方孝孺是一代名儒和谱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宋元的宗法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本文分析了方孝孺宗法思想产生的背景,详细评述了它的内容和主张,并试图通过分析其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探讨其内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