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的史学方法

何炳松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理论家。他的史学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写作方法论和史料处理方法论,包括重视通史义例、提倡综合研究法;主张通史与正史并存、集体修史,提出历史编撰应该考虑的问题、历史著述的基本要求,关于编撰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历史教科书的诸多要求;关于史料的范围、整理、考订以及史料和史著的关系等。他为新史学的传播与构建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理应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突出地位。     

自觉意识与托克维尔的传播观

托克维尔在美国游历期间,对美国社会中的传播现象多有关注。托克维尔放眼美国,思考的却是欧洲和法国的问题。他看到传播既是一种塑造社会的力量,对美国社会的一体化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借鉴美国的经验。同时,他也看到传播更是一种维护自由的途径,能够有效纾解欧洲未来的民主社会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托克维尔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自觉意识,为我们探索文化自觉意识下的中国传播研究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模式结构及其运行机理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模式建构,是形成其长效机制的重大理论难题.必须立足现代教育平台,运用伦理学、教育学和思政学的原理与方法,加强“治道”内化,增强实践外化,打造道德品牌,系统建立“‘治道’内化·实践外化·品牌升华”三位一体的思想道德提升模式,形成“以内化为主导·外化为常态·品牌为导向”的内、外化互动运行机理.     

管理研究方法论在管理研究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回顾了作者参与科研训练的经历,并以方法论角度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概括性表达了自己对于管理研究方法论在实际科研中应用的认识。结合目前的自身科研情况和未来研究的期望,总结了以前经历的经验教训对自己工作的启示,以期能够对管理方法研究有较好的启示。     

信息转换：信息领域的普适方法论

我非常高兴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学习，同时也向大家交流一点想法。国家治理也好，社会系统工程也好，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确的方法。我今天跟大家来探讨的题目是“信息转换”，信息转换具体一点就是信息要转换成知识，知识再进一步转换成智能，这个转换是求解复杂问题的普适方法论。     

集体作为复杂系统的运动与进化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常被视为一个系统,但是人们对这一系统的复杂性及其运动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仍然存在着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分歧:前者从个体性的构成要素出发来解释其互动关系与集体行动,后者则从整体性的内在关系来解释集体与个体的行动,归根结底,分歧在于对集体的实在性的立场不同,导致了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不同。因此,理清集体系统的复杂构成及其运动进化,并实现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在集体行动解释中的互补,显然是必要的。     

近三十年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述评

自1979年至今，中外学界关于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研究走过了30多年。这段研究史大致可以“四个阶段”和“两大主潮”加以概括:“四个阶段”即研究的初始期(1979—1986)、发展期(1987—1999)、论争期(2000—2007)和沉潜期(2008至今)；“两大主潮”指的则是“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两大宏观研究的趋势。对这一研究史的考察有助于整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可藉此发现当前“钱学”方法论研究的三大困境，即比重失调、概念危机和问题意识的欠缺。寻求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成为实现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新进展的当务之急。     

从自在和自为到自觉——南岭走廊研究的历史路线图

费孝通先生就南岭走廊提出的民族研究的路线图是南岭民族走廊要展开综合性调查,不仅研究各民族的历史渊源,还要对相类似的山居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与差异问题,以及汉族在这个地区的作用问题。而在此之前,南岭走廊研究早在唐汉时期就已经有一个自在研究阶段,在中华民国时期进入了自为研究阶段。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才真正进入自觉研究的境界。     

从集体的再现到主体的自觉——再思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

只要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来，对政治图像和近代社会历史符号的描绘充斥着中国的各个画廊和展览，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颇为反感。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研究者，尽管谈不上深恶痛绝，但至少有点“审美疲劳”。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探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即已凸显出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值得反思。方法论问题在本质上即是对研究对象存在性的确认、对对象价值必要性的坚守、对研究路径科学性的深信以及对研究方法正确性的把握。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工作者在对哲学的再界定、价值的再阐释、路径的再选择、方法的再探索等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