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跨学科特质的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论演化及其本土意义

战略管理的学科特质和所研究基本问题的特征,决定了战略研究方法论的演化和完善.研究方法论从实证主义、实在主义,到建构主义日益丰富的演变历程,体现了人们对战略研究学科特质及基本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建构主义方法论与其它方法论的相互补充,对于深入研究战略管理的情境驱动本质以及战略实践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处在跨国主义和多重语境中的社会学

社会学思考和所有人文科学的思考一样,同见证了其诞生的西方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1]当代社会的多元化过程,拷问了作为记述、依附于现代性观念——特别是欧洲现代性观念——的"社会"概念;另一方面,欧洲思想则仍继续将自己看作其他所有历史(包括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巴西,等     

论文化哲学的方法论意蕴

文化哲学所具有的独特性,绝不仅仅表现为一系列新颖的理论观点,方法论革新与进化也是其所追求的重要理论主旨。虽然文化哲学的样态多样,但其方法论原理清晰可辨,主要体现为"从人与文化的关系切入"、"凸显历时意识"、"追求整体取向"和"强调价值诉求"。这一方法论原理具有深刻的实践应用意义,可以作为理论框架分析多种具体对象。     

司法解释体制下的法官解释权——以法学方法论体系为视角

在理论法学界讨论法学方法渐成热点的背景下,中国司法体制下建立的司法解释制度与法学方法论当中的法律解释理论存在着切合的可能和必要。通过分析司法解释制度和法律解释理论,试图厘清中国语境下"法律解释"的双重意义,提出法律解释权与法官解释权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概念,并以司法解释制度下的司法解释权作为典型考察对象,着重论述建立在法学方法基础上的法官解释权。其意在划清司法解释权与法官解释权之界限,为法学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提供思考之进路。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方法的规律性学说和理论体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有着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原则

科学发展观的人本取向原则要求把“发展为了人民”作为发展的价值目标,把“发展依靠人民”作为重要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判断发展成败的根本标准。科学发展观的动态均衡原则要求要处理好“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与重点发展、协调发展与优先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发展等重大关系问题。科学发展观的适度原则要求人们要有适度的情感表达和物质欲求,人口与经济的增长要适度,社会各阶层都要具有适度的利益表达渠道。     

类型电影与类型批评

无论在传统电影批评还是现代电影批评的领域,类型批评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批评方法之一。它的研究对象类型电影的产生是大工业生产和艺术审美合力的产物;类型电影的本质内涵是模式化,它的创新是在模式基础上的破格;类型批评的历史和类型电影的创作并不同步,在经历了现代批评理论的洗礼后,类型批评呈现出综合化的跨学科的研究趋向。     

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从符号学到意识形态批评

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学》采用的方法不再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初步尝试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他在其中针对不同的阐释对象往往游走于社会学批评和符号学分析之间,这种双重理论架构一方面以所谓大众文化的语言工具作为意识形态批评,另一方面则从符号语义学上来分析这套语言的结构,从而达到"去神秘化"效果。     

关于科学发现机器的研究

本文阐述了科学发现的两个判据,在知识存贮有劣性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存贮不完全性原理,指出存在一类逻辑上具有非放大性,但认识论上具有放大性的演绎发现机器。在休谟问题逻辑学范围内不可解原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不存在通用的归纳发现机器,但建立局部合理的、有效的、完备的归纳发现机器是可行的。最后,本文描述了科学发现机器的结构,并在文献的基础上,描述了一种同时具有发生与评价功能的归纳发现机器并论证了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