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作用与政府作为

继上海、绍兴之后,吉林省一些城市开始尝试中介招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操作层面也积累了一些做法和经验. 中介招商,一般是指政府或某一项目单位通过投资中介机构或中介人,将招商项目推向国内外投资市场,受托方对项目进行包装,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为委托方选择理想的合作伙伴,中介招商能否成功,有四个关键点需要把握.     

对我国企业发展第三方物流的探讨

本文从第三方物流服务的基本思想,及其在中国国情下的发展机遇和实施困难等角度作了简单的介绍和探讨,并提出了企业成功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推广第三方物流服务模式,实现物流专业化和合理化.     

论第三方支付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三方支付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现代化市场经济在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金融体制的变革。2010年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非金融机构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13年发布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等,构成了基本的监管体系。但不足以全面预防"第三方支付"作为新兴行业潜在的风险。文章旨在以民法的视角探析第三方支付可能产生的侵权行为,试图通过公益诉讼制度应对风险,从而完善第三方支付监管体系。     

论业务流程再造与物流发展的关系——海尔物流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海尔物流发展与海尔业务流程再造密不可分 ,企业要发展物流 ,必须打破原有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 ,在流程再造的基础上统一企业内部的物流运作。现在 ,许多企业都在学习海尔物流的成功经验 ,在借鉴海尔的成功经验过程中 ,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对于自己做物流还是交给第三方物流公司做出选择。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内涵是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证据信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诉讼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仅有个别条款的内容符合证据开示的某些特征。因此,亟需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争取早日建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     

科技保险实施中三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科技保险在我国实施近两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同时也存在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构建科技企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三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在三方信息均不完全条件下局中人的策略选择,从中发现三种博弈均衡状态及相应条件,指出应当针对现阶段我国科技保险的实际情况,恰当运用博弈分析结果,以推动科技保险工作深入开展.     

北京医患调解第三方机构：给医患搭建沟通平台

据统计,2013年全国被媒体报道的袭医案件就发生30起。中国医院协会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起,医务人员人身受到攻击、造成明显伤害的事件正在逐年增加。医患关系为何落得如此紧张,本文不加详述。北京市去年成立的医患纠纷调解援助第三方公益机构—北京京翰律师事务所医患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似乎可以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另一个途径样本。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规制

近几年国际形势给互联网经济带来了新机遇,很多消费者为减少与外界接触选择在线购买食品,这也让原本不够完善的网络平台监管机制弊端更加凸显。在网络食品交易安全的多元化监管机制上,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现有制度存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法律地位未明确、责任范围不明确等缺陷,厘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法律责任,探寻能完善和改进及能够适应网络食品交易这一新兴业态的现代多元化治理体系事关重大。这不仅要求对其法律地位与责任范围更加详细地界定,还要提升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信息审核和备案能力、健全政府监管机制、提高消费者监管的积极性,以促进“多元共治”的良好监督格局的形成。     

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影响机制研究——以信任和知识距离对团队知识共享的影响机制为基础

知识型团队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基本学习单位和业绩单位,团队的知识共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管理的关键.而信任和知识距离是对团队知识共享具有实质影响的两类因素,信任决定了知识接收方对知识价值的评估和对知识共享过程难易的心理预判,知识距离决定了知识接收方得到并运用该知识的难易程度.因此,知识提供方和知识接受方的信任关系与团队知识共事水平成正相关关系,而知识距离与共享水平负相关.     

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制度中自由裁量的规制研究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7条首次确立了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制度,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发生信息泄露后向有关部门与个人履行通知的义务。个人信息的泄露往往给个人信息主体带来持续性、衍生性的危害,涉及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精神损害等方面,故而及时有效的泄露通知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在涉及履行个人信息泄露通知的义务上,处理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即采取措施能够有效避免相关危害的,可以不通知个人。基于此,该自由裁量主要存在两个挑战：一是损害了泄露通知引发的声誉制裁有效性,企业在预见到泄露通知带来的巨大商业风险与社会责任时,往往选择内部“消化”处理已经发生的泄露事件,破坏声誉制裁的运行机制;二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基于显性监管指标的“规制捕获”,导致企业以最容易实现合法外观的方式来满足监管要求,降低合规成本。关于如何规制该制度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及如何构建监管部门与商业组织之间协调机制的讨论并未停止。妥当地规制“自由裁量”空间,是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通过借鉴欧美等国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制度中关于触发标准、阈值分布等方面令人瞩目的立法政策,基于行政法中第三方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