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庄碑志文书写的审美逻辑与情动转向

南宋季末,刘克庄主盟文坛,撰写了体量庞大的碑志之文,地方化与家族性特征明显。其碑志"以情度情"的审美逻辑,判然有别于理学家"以理节情"的文体书写观念,人格表达的艺术实现则以用晦与互见之法重出或略不论著,使文辞简俊而布置有致,且于叙事之外几乎篇篇征经引史,难逃词科习气之嫌,此又别出宋人一格。刘克庄碑志多作于暮年奉祠乡居期间,因其衰病思钝,不免将精神上强烈的盛衰体验投注到对行艺功业、政治理想和生死哲思的折冲、应时与妥协之中,情感亦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空间,以切世用,碑志蕴涵着浓厚的秩序重建意识,因而更具审美情致和韵味。     

韩、段《平淮西碑》对比分析

通读了韩、段二篇碑文,探讨了二文的历史时代及磨碑、刻碑的经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二者的不同。就后人对韩、段《平淮西碑》的种种批评和指责作了剖析,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龚自珍碑志文探微

以《龚自珍全集》收录的碑志文为研究对象,从中透视龚自珍碑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龚自珍的碑志文主要是较为熟知的人所写,较少有＂谀墓＂的成分,其碑志文不仅在内容上表达了他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深刻不满和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而且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社会的认真思考。他的碑志文具有很强的形象性、论辩性,在结构上比较注重开头的艺术,语言风格丰富多样。     

明代军卫与回回人——以北直隶定州《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为例

本文以明代北直隶真定府定州正德十六年(1521年)《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为主要史料,分析了此次修寺参与者的军卫背景,分别来自定州卫和北直隶其他卫所。笔者认为这正是定州清真寺的特点,即具有强烈的军卫色彩。     

格子藏文碑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

格子藏文碑是滇西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吐蕃时代重要碑刻。分析此碑碑文 ,可以认为吐蕃王朝在滇西北地区及磨些部落中施行了告身制度。碑文记载还证实了吐蕃告身制度确有加赐告身的规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进程——以《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汉文、察合台文比较研究为视角

《二月二十七日郊劳出征将军兆惠、富德及诸将士礼成纪事诗碑》简称《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于良乡建立的御中的制石碑。碑文以汉、满、蒙古、察合台文四种文字合璧书写。通过对四种文字比较发现,碑文满文译自汉文,蒙古文译自满文,而察合台文则是翻译蒙古文而形成的。《京县郊南亲劳军碑》真实反映了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出兵西域,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之乱,进而一统天山南北这一重大事件。从碑文中汉文、察合台文比较的视角,可以窥见清王朝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初在越华商移民及其文化形态——以《罗塔洲重修公亭碑》为线索

清初是华商移居越南的高峰时期,中越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新发现的《罗塔洲重修公亭碑》即如实记录了18世纪重修罗塔洲公亭一事,反映出在越华商代表人物会安明乡社"三后贤"之一张弘基及其家族的相关情况,透露出中越文化交流的诸多信息。结合碑刻及笔者调查所得可知,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清初在越华商在继承、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又采取多种方式积极融入越南社会,从而形成了独具自身特点的文化形态。     

《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碑再考

金明昌三年(1192)《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碑虽然体积不大、字数不多,却是现存记录奉国寺历史的最早实物资料,涉及许多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对研究奉国寺的创建年代、庙宇名称、建筑规模、续修历史,特别是辽金两朝奉国寺所在古城的建制沿革、佛教文化,以及"辽海"等重要地理称谓的涵义,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