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评述

2011年,海峡两岸四地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纪念活动丰富多彩、新意迭出。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这桩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大事件,我们不仅对它的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也意识到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将要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出辛亥革命不仅有很多问题可以做深做细,还可以开辟出一些新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其中,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研究仍然是重点,需要深化。比如,黎元洪不仅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民国时期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学界对此人一直关注不够,相关的研究也较薄弱。加之坊间的不确流传及记载的抵牾,也人为地造成一些学术悬案。2011年10月21-22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就是以黎元洪为切入点,集中探讨了黎元洪与辛亥革命、章太炎对黎元洪的评价、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等问题。本刊采撷其中的几篇佳作,旨在促动学界重视对黎元洪的研究,同时还期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更多拓展性的研究成果。     

元代吴鉴《清净寺记》相关问题的讨论

元代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史料——吴鉴《清净寺记》,原碑已佚,碑文现存于《重立清净寺碑》和《闽书》,后者系节录。近有学者对于《重立清净寺碑》本《清净寺记》表示怀疑,这实际和《泉州宗教石刻》录文的误导有关。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清净寺记》刻石与载入泉州方志的情况,以及碑文所见吴鉴对于伊斯兰教认识的来源问题。     

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

2011年,海峡两岸四地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纪念活动丰富多彩、新意迭出。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这桩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大事件,我们不仅对它的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也意识到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将要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出辛亥革命不仅有很多问题可以做深做细,还可以开辟出一些新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其中,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研究仍然是重点,需要深化。比如,黎元洪不仅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民国时期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学界对此人一直关注不够,相关的研究也较薄弱。加之坊间的不确流传及记载的抵牾,也人为地造成一些学术悬案。2011年10月21-22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就是以黎元洪为切入点,集中探讨了黎元洪与辛亥革命、章太炎对黎元洪的评价、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等问题。本刊采撷其中的几篇佳作,旨在促动学界重视对黎元洪的研究,同时还期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更多拓展性的研究成果。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     

英山毕碑与淮南摩尼教

本文讨论的是１９９０年在湖北省英山县毕家坳北宋墓地所出摩尼教墓碑。此碑立于公元１０５２年，碑上刻有颇具摩尼教色彩的日、月二字，墓主人姓昭武九姓之毕氏，故知墓主人是从中亚粟特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来华的摩尼教徒。英山还有许多类似的摩尼教墓碑，墓主人都姓毕，因此这是一处毕氏摩尼教徒家族墓地。作者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追踪这个粟特家族的来龙去脉，发现他们是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回鹘可汗派到江南经商和传教的粟特商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江南的许多农民运动都利用摩尼教举行起义。而毕碑的发现告诉我们，江南流行摩尼教当与唐代来华的粟特摩尼教徒及其后裔有关。     

由“马政颂碑”析初盛唐丝路畜牧业繁荣的原因及启示

初盛唐时期的两通“马政颂碑”,记载了当时丝绸之路畜牧业发展的丰功伟绩,是研究唐代畜牧业的重要文献。从这两通石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唐代畜牧业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从中认识到唐代在农业、畜牧业文化上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文化自信,也能领略唐人管理谨密、适时改易的制度自信,这些正是初盛唐丝路畜牧业得以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唐代这些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对当下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及发展我国西部农牧业有着诸多启示。     

横县出土驮碑龟考

本文从横县两只驮碑龟的出土情况，历史上驮碑龟出现的原因及名称、外形的演变历程等几方面，结合横县的地方史料《横州志》，对驮碑龟出土年代、文化内涵进行考证分析。从而“古为今用”，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龟隐忍负重、勇于奉献的精神。     

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

有明一代,明代皇室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并对其进行保护,使得佛教极端兴盛。在北京地区寺院中,现存三通明代敕谕碑,以敕谕的形式对佛教寺院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使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明代皇室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