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关系与塑造政府形象

政府公共关系与塑造政府形象徐波政府公共关系是国家好政机关通过与社会公众联系交往、沟通交流而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实现政府工作目标的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共关系引入我国各级政府的管理行为中，已成为当务之急。第一，开展政府公...     

利用与吻合:港英政府借助香港华人文化传统提高施政效率

港英政府在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中,充分利用和吻合香港华人文化传统,将殖民统治寓于香港华人所熟悉并容易接受的传统文化之中,借以提高政府施政效率。它在本质上是为了巩固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稳定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融合,尤其是港英政府在利用与吻合香港华人文化传统中所采取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般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启示,可资历史借鉴。     

谈"仇和现象"中的公务员权益受损问题

提到仇和，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他可能是中国当代名气最响的市委书记，主政江苏宿迁时的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以及“个性化”的施政方式使他被誉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有人非常认同他的“铁腕”政策．有人却对他持否定的态度。本文试就仇和对待公务员的态度来谈谈公务员的权益问题。     

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对人民政府本质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从多方面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政府本质思想。该文认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政府必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价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政府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如何实现人民利益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思想。     

汉武帝出巡中的施政活动探析

对汉武帝的出巡活动,人们历来多持否定态度。文章通过对他出巡中施政活动的分析,认为武帝出巡中,不乏考察地方政情,了解民情,统筹军事等行为,我们对此应予肯定。     

政府公平施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机理分析——兼论民生国家视阈下的新型社会管理

公平施政意味着政府机关要通过内在的政治公平推进外在的经济社会公平,和谐稳定则意味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公平均衡状态。因此,公平施政与和谐稳定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即正向作用关系。这意味着,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与政府没有公平施政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政府公平施政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这种正向作用关系的作用机理表现为:利益均衡是沟通政府公平施政与社会和谐稳定的中介因素;政府应该并能够通过公平施政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公平施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现机制是民生国家建设。在现阶段的我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路径与措施,是建设民生国家,落实政府公平施政,推进民生导向的新型社会管理。     

从王阳明与海瑞赣南施政看明代基层社会治理

王阳明与海瑞都曾在南赣主政一方，以其所面临之实际问题展开社会治理。王阳明抚赣，首重思想道德教化，立社学、建书院、联讲会、举乡约，剿抚并用、刚柔并济，建立起以保甲和乡约为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海瑞在兴国的施政，重视改善民生，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地方机构，重整里老人制度，完善基层社会组织。从王阳明与海瑞的赣南施政，可以窥见明代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路径，展现出王朝国家治理地方的基本面貌。其治理经验，可为当今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兴元赦书》对唐德宗施政的影响

唐德宗于兴元元年(784)正月,在奉天(今陕西乾县)颁布《奉天改元大赦制》(又称《兴元赦书》)。该赦书主要包括帝王"罪己"、赦的内容以及相关行政性处分,它是"罪己"与大赦的典范结合。《兴元赦书》中有关官僚队伍调整、财政和藩镇政策的行政性处分对唐德宗施行政务产生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德宗在兴元至贞元年间所实施的某些政策便是对《兴元赦书》的遵循和贯彻。     

势成骑虎: 现代国家施政的双曲线

现代国家是一个庞然大物。面对可以吞噬一切的利维坦，一个社会处在驯服它、还是臣服于它的骑虎难下窘境。这样的处境，让国家运行呈现双曲线：控制住国家就得到良好治理的上行线，与无法控制国家而使其施政处于下行线。国家运行的上行线，让国家呈现昂然向上、生机勃勃的状态。国家的这一运行状态，不来自国家的权力意志，而受惠于驯服国家。国家运行的下行线，显现为一条从懒政、庸政、乱政、恶政到暴政颓变的线索，进而导致国家的结构畸形、制度安排不当、公职人员素质低下，并必然使国家运行于令人不满的颓势状态中，呈现在国家间竞争的失败结局上。在治国如骑虎的定势中，要么驯服这只猛兽，要么被其吞噬。因此，如果要让国家运行于上行曲线上，务必率先保证国家权力的皈依伏法。     

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理念——兼论其在税费改革中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 ,历史地确立了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尊重和发挥农民的主体性 ,既是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 ,也是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 ,它也从质上决定了一切有关乡村社会变革的规划或措置 ,都只有在影响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前提下才有彻底实现的可能。为此 ,国家应纠正过去施政理念上的偏差 (包括当前的税费改革 ) ,树立农民的主体性理念 ,给农民以自由和权力 ,且使“农民怎样才能自己发展自己、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成为中央制定各项农村政策、制度和施政路径的一个首要出发点、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