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城乡居民对外来人员态度研究——以内蒙古、青海、甘肃、云南、新疆、贵州16个县(市、旗)为例

利用"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3)"数据,考察被调查点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态度,研究发现,78.76%的被访当地居民对外来人员持比较欢迎或非常欢迎的态度,但存在地区、户籍、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收入水平及年龄差异。进一步地分析表明,被调查地区城乡居民对外来人员不欢迎态度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而不是社会文化因素。     

论交往的社会意义

交往在人类社会的形成及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共同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充当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并和分工息息相关,相互作用,从而促进人类的生产活动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网络交往与“自我”认同

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交流、参与游戏，都必须先得有一个网上的名字，网名还被称做ID（identity，哲学上译作“同一性”）。网名全凭个人喜好而取，不似我们身份证上的姓名是在出生前后由他人帮取，即便个人有改名的权利，也远不如改网名来得自由。基于身份证的身份认同与人格的持续性和同一性是现实生活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而网络世界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几个网名，且每个网名都可以频频更换，那么网络交往也能相应的以此作为”基础吗？网络交往的“自我”认同又是何以可能的呢？     

多重证据法与族源研究--以中国西南族群生物遗传多样性与区域文化研究为例

文章通过对云南纳西族、独龙族的基因分析,结合与古羌人相关的藏、彝、白、哈尼、普米、景颇、拉祜族等族群的基因特征,融合包括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的广义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族源研究的多重证据法,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     

惩罚性赔偿的法际协调研究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英美法系现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从我国法际差异和法际协调的角度,具体统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定位和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形成比较合理的制度体系。作为连接公法和私法领域的有益桥梁,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不应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法律部门。宜进一步限缩“故意”中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范围,宜“以引起他人损害为直接目的”,即需具备主观恶意,,才适用惩罚性赔偿。在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法上,应区别不同情况作出规定。新修订《消法》第55条中“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建议修改为“法律另有较高赔偿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面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陷,可以通过利益收缴等方式予以弥补。     

从文学变异学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等值研究

翻译“等值”或等效问题是译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分别从语言学角度和文化视角对此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比较文学变异学将翻译中的变异作为研究支点,“跨语际变异研究”成为译学研究的新范式,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探究并揭示文学变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对翻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

19世纪,在工业革命后期和完成以后的若干年内,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交通和通讯革命,用现在的语言说,即传播技术革命.它使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各种信息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此世界逐步进入了密集型的社会交往的时代.文章全面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传播技术革命对社会结构影响的思想.从他们关于这场革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因而,像抢行情、抢新闻这种现象,终究会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     

中国—东盟关系的政党路径：基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名义与东南亚的政党、政要建立了有别于传统外交联系的交往关系,这一跨国交往的政党路径构成了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部分。2013年至2021年间,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交往对象间至少开展了489次高层次交往活动。东南亚各国的执政党精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交往对象,但视乎具体情势,中国共产党与一些国家的非执政党精英亦有频繁交往。交往活动可以分为日常联络和知识交流两类,后者频次所占比例接近总数的一半。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产生了建构正面认知、促进政策沟通、传播治理知识等政治效应,其正面作用的彰显有赖于交往对象能动性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呈现出议题拓展、制度化和多边化等三种互动而有张力的趋势,以政党为基础的新型跨国治理网络或正浮现。     

独立以来吉尔吉斯人的文化变迁和族际关系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弘扬民族文化一度成为历届政府工作之重,而其族际关系也一度陷于紧张。近几年来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通过理性思考,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积极倡导各民族和睦,把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