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铭》的宇宙论是宗法模式的吗？——何炳棣先生《西铭》解读献疑

已故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认定《西铭》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否定其有博爱或平等观念。何先生对《西铭》后半段的解释偏离了《西铭》的主旨与方向,把程朱理一分殊的诠释判定为否定博爱与平等,实属重大误解。张载在政治社会思想上主张宗法制,但不等于《西铭》的宇宙论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据此否定《西铭》具有博爱与平等观念。把博爱与差等之爱对立起来,对两种观念都极为有害。借助对若干博爱观念的讨论,重新肯定差等之爱之于博爱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爱中厚薄之分的意义,具有较大理论价值。差等之爱是个人特殊义务的重要内容,否定特殊义务,对个人的道德生活与人生规划极为不利。当今应突出自由选择的特殊义务的重要性,而儒家传统所强调的血亲伦理,仍是特殊义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情感的“爱”不能成为命令的对象,却仍为“博爱”的核心。尽管不宜再把这种情感视作道德评价的对象,但这不意味着其是给定的。以《西铭》为代表的儒家工夫论,对培养真诚的一体之仁仍有其参考意义。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隐士之妻与陶诗的言外之意

陶渊明以古代高尚的隐士、贫士为自己的榜样,而且尤其不掩饰对于隐士志同道合夫妻关系的向往之情;对隐士贤妻表现了敬重之情。陶渊明是历史意识浓厚的作家,用作者眼中的历史来理解相关诗作,其中的历史意识、典实意蕴、委婉之致等都是陶诗的绮丽和丰腴之处。在全面把握作品、作家和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去读解陶诗,方能从其中体会其更为圆融和通达的精神意趣,体会那些具体诗句本身所难以直接表达的意味。陶渊明对待隐士及其妻子的态度、对待“仁妻”的态度,能够提供很好的证明。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盘琴:我会一直在瑶歌的路上走下去

<正>《盘王之女》音乐园圃中那最为华美和罕见的花朵——女声部分的演唱者就是眼前这位宁静温婉、秀美端庄的女性——盘琴。"盘王是我们瑶族的先祖,盘姓在我们江华是一个大姓。"下午的阳光透过窗帘缓缓倾泻过来,随着盘琴所讲的故事慢慢流淌。     

龙开娥：在湘黔三省边区唱响生命之歌

<正>南楚极地,三省边界,有一个不大但历史久远的古城,叫通道。小小的古城,四季树绿花香,寒暑细雨轻风。山有山魂,水有水韵,所谓一方水土润一方人,日精月华,天地造化,就在芸芸众生问,一个平凡的女性,一个普通的名字,慢慢响起,恰若一道清清的小溪,一曲广传不衰的小曲,缓缓流来,越传越广,越唱越响。     

论六朝方士的房中术

本文考证认为,彭祖道和五行之道皆为晋代房中术。本文从历史文献中勾稽了这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和经典,分析了其内容。并指出,六朝重要的房中术资料还有《养性篇》、《养性延命录》、《仙经》、《黄老玄示经》和《大清经》等。     

慧忠国师禅要析论

慧忠国师与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永嘉玄觉并称六祖门下五大宗匠,虽受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礼遇,却了之如泡,观之若梦。他博通诂训,普穷经律,非常注重经律论的研习与教学,反对轻视经典、随意说法的作风,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一味向外攀援,执著于求佛求师求法或泥于古人言句,却不知返求诸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弊害,又常作超毗卢之说,越法身之谈。本文以“无情说法”、“无心可用”这两则公案为切入点,简要地探讨了慧忠国师的禅学思想。不当之处,敬祈大德棒喝。     

孟子学问之道发微

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宗旨在于而且仅仅在于将人放逸外骛的散心收敛回来,以存人身之主宰。此旨普涵古今中外学问之成败得失,意义深远。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始终从“终极关怀”的深度来观照学问的价值,有助于避免为私欲、私意而学问以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异化倾向,从而使学问始终服务干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不至于游离出去,支离破碎,飘泊流浪。孟子的学问之道,不只为儒家所独有,佛、道两家亦莫不然。自觉遵循这种学问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也是这一传统自始至终闪耀人文主义光辉的一个重要原因。光大这一学问之道,对于克服学术之时弊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