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

汉晋以来,川南这一多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汉的开拓,晋代的“獠人入蜀”,以及晋唐间的“獠乱”,唐宋“乌蛮”的北上,都表现出了这一地区历史演变和民族关系的复杂与多样性,甚至成为汉文化考古上的“空白”。以宋代而言,北宋朝与“泸夷”之间发生多次冲突,戎泸地区乌蛮北上,一度抵达长江南岸。夷汉之间的交流明显增多,民族融合加剧,泸南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从新历史主义看《修墓老人》中的历史能动性

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出发,研究瓦尔特·司各特的代表作《修墓老人》,从故事中各个角色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入手,从分立于两个阵营的两位主角、拥护复辟的旧贵族、长老会的农民起义军、处于中间地带的底层人民等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他们在作品中的行为与命运,分析他们与时代背景的关联以及对时代的影响．探索并求证历史的必然性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行为对历史的促进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     

镇墓俑“镇墓驱邪”功能新探

从分析中国古代"镇墓驱邪"观念的起源入手,首先探讨了古人在丧葬文化信仰方面的基本情况,得出镇墓俑的基本功能属性是镇守墓葬、驱邪镇恶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选择镇墓兽、十二属神俑和武士俑、天王俑等几种常见的镇墓俑类别,采用文献资料考证与考古资料印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其形象塑造的基本形式,从其外在特征方面细致论证和阐释了其充当墓葬保护神的基本功能内涵。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厚葬的殇者,驱祟的仪式——南阳许阿瞿画像石墓个案研究

汉魏时期,夭折儿童瓮棺葬的习俗依然广泛存在.其原因包括人伦亲情、礼仪规范以及人们对凶祟殇魂的排斥与恐惧.许阿瞿画像石墓是汉代殇葬的特例,其建造目的在于用画像石墓厚葬的规格与隔离生死两界的功能完成对“儿鬼”的驱祟仪式.为使仪式符合汉代丧葬的礼仪,建造者又赋予墓室画像新的内涵,即以一种象征的形式为成为“儿鬼”的许阿瞿举行“成年礼”.     

慕容街漫记

朝阳的朋友数次跟我提起他们的慕容街,我神往好几年,终于有机会走了一趟。慕容街坐落于朝阳市老城区北部,一条笔直的南北向长街,街的两端耸着两座塔,象征着佛教文化曾经在这座城市的繁荣。朝阳至今依然保持着三燕故都的古韵遗风。悠久的历史积淀在大街小巷里处处入目,又和     

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所附官吏履历与三卷《质日》拥有者的身份

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的四枚漏简的归属原来不清,现在透过分析简背划线等物质因素,可以确定它们应附于《廿七年质日》的末尾,是一位名叫"爽"的小吏的履历。综合履历和三卷《质日》的内容,可知"爽"极有可能是《质日》拥有者的下属;另外,《质日》的拥有者很可能曾任江陵县丞。又因岳麓秦简很有可能出自墓葬,所以拥有者应该就是墓主。     

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生产过程

墓志铭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墓志铭并不完整,留有不少空格,且信息量有缺有失,有待上石填写.在从纸上进入石上的过程中,志主及其先世名讳得到填写,其先世事迹被完善,志主本人事迹得到增补修正,其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得到具体交代,最终完成墓志铭的文本生产.但同时,一些事迹被掩盖遮蔽,撰写者的评价遭到篡改,并因石材及书手等主观因素造成一些改变.墓志铭畸形的商品化,包括墓志铭撰写的模式化,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及墓志铭的产业化、商品化使得"谀墓文"大量出现,而一些撰写者不得不接受墓志铭丧家被篡改的事实.考察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生产过程,首先在于强调墓志铭有两个版本,其次在于加强人们对石上墓志铭的认识,三是突出墓志铭的商品化,加深人们对石上墓志铭文体独特性的认识,四是分清撰写者与丧家各自在墓志铭完成过程中的贡献和各自的责任.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改变,不足以否定墓志铭的价值.     

微妙的调和:唐代乐舞文化初探

通过对现今出土胡俑相关资料的研究,引发了对唐统治阶级看待外来文化态度的重新思考.以郑仁泰基出土舞伎俑为例,结合唐宫廷乐舞曲相关研究,共同揭示了唐统治者以高度的智慧,微妙的调和了一方面以海纳百川之势对待异族乐舞文化,一方面又因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以汉民族乐舞文化为主导的矛盾.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