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国墓葬出土钤刻文字地望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沙及其临近地区发现了一批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西汉墓葬。这批墓葬级别都比较高，除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之外，其中的印章和钤刻文字尤为引人注目。对钤刻文字地名、人名和职官的考证，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长沙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状况及其历史地理概况，而且结合史料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侧面。本文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拟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教。一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是近年来湖南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西汉墓葬①。根据墓葬形制、规模、地理位置和出土文物推测，…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     

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衣物疏考释

1985年,甘肃武威旱滩坡19号前凉墓出土了两份衣物疏,这对研究前凉时期河西的历史、经济、文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章主要从文字考释和名物考证两个方面对这两份衣物疏展开研究,纠正原释文多处误释,并对相关名物详加考证,文章对同类文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曹操入葬事迹杂考

河南安阳曹魏高陵的发现震动学术界。其墓主是否为曹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该文依据相关文献材料,认为其墓主为曹操,并对否认墓主人为曹操的几个主要论点分别加以反驳,得出以下看法:"魏武王"石牌、石枕绝非伪造,确为证明墓主身份之铁证;哀策、王印不在墓中有其特殊原因,不能据此质疑考古结论;曹操入葬时未曾建造疑冢,故不应将此墓视作疑冢;曹操墓不可能位于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群。     

闽国文明的崛起及其延续

福建地区的王审知、刘华墓出土的青、白瓷器,其中最精美的来自浙江和北方,两墓还分别发现海外输入的玻璃器残片和蓝绿釉伊斯兰陶瓶,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与外部世界的广泛交融,从而改变了福建地区发展缓慢的局面。入宋以后又重视对山区自然资源的利用,白银矿藏普遍开发,进奉银的数量排在全国第一。南宋邵武故县窖藏、许峻夫妇墓出土数量众多的银器,形象地说明了福建地区白银开采和器物制作的兴盛,许多器物形制和纹样雷同,有的还刻印店铺名号和工匠姓名,应是批量生产作为商品出售。泰宁窖藏银器的发现又表明福建银器制造和使用直到元代持续不衰。白银制成的器物体积小而珍贵,既可以炫耀富贵,又能作为财富储藏,作为精美的艺术品也反映了官宦人家开始讲究奢华和排场,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都兰古墓等出土的"太阳鸟"解析——与柳春诚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都兰大墓中出土的"唐代银质太阳鸟"等文物图案的解读和分析,辩驳卡约先民崇拜"太阳"及"太阳鸟"的论点.提出了卡约先民是古羌人的观点,同时提出了图案中的"太阳鸟"实为"鹏"的观点.由此推断都古墓是吐蕃赞普之墓,而不是吐谷浑之墓.     

《睡虎地秦墓竹简》副词考察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 1 1 5个副词 ,可分为描摹性副词、评注性副词、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重复副词、否定副词七大类 ,新产生了 1 4个副词 ,6个副词有了新义。     

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

本文对两广地区战国汉代墓葬中腰坑习俗的特点进行了归纳 ,探讨了两广腰坑习俗的来源、性质和盛衰原因 ,认为两广地区的腰坑习俗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腰坑习俗南传两湖地区后传入的 ,其性质是用于挖造墓坑时奠基祭祀地神 ,驱鬼除邪 ,保护墓主在阴间不受侵扰。两广地区腰坑习俗兴盛原因是由于战国中晚朝岭南越人部落社会的兴盛 ,衰落原因是由于秦汉以后中原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传播推广 ,使腰坑习俗逐渐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