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明女性墓碑文之研究价值

无论从史学或是文学角度立论,实用文体都应该获得较之目前更多的重视.文章以晚明女性墓碑文为研究对象,重点揭橥此一文体对于女性生活史及性别史的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墓碑文作为生动精微的女性史料,为我们矫正以往认识偏见、重塑历史中女性的面貌提供了依据,墓碑文也是我们建构晚明性别社会秩序的参考.此外,文章对墓碑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谀墓”加以澄清.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展示晚明女性墓碑文写作的大致情况     

东汉末年墓碑文文学成就探析

受东汉末年政治环境的影响,文人儒士在墓碑文的写作手法上多有开拓。从行文语言上看,以隶事运典为尚,且多用修辞手法,这既表现在对逝去碑主的品赞性用语上,又表现在碑文本身的行文语言上。从情感表达方面来看,哀婉的文辞中蕴含着清流士人的深挚情感,渐趋骈俪化的文辞又使碑文极具力度和气势。从布局谋篇上看,既有对碑主生平的铭记实录,又有颇多的夸饰与虚构,从而使碑文虚实相间、韵味深远。这些手法的运用,使东汉末年的墓碑文在实用价值之外,又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     

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简述

北魏平城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吉语瓦当高峰期。皇家建筑遗址出土的大量瓦文,原汁原味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准、书写能力和书体运用情况。近年在大同地区出土的并不算多的北魏砖铭充分证明,在拓跋氏建都平城时期,所有墓中瘗文字砖者,无一不是来自于南朝的贵族以及西来东至的秦凉和两燕的“投化客”。拓跋氏帝室和近族胡（纥骨）、周（普）、长孙、奚（达奚）、伊（伊娄）、丘（丘敦）、亥（侯）、叔孙、车（车规）等九姓以及“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于（勿忸于）、嵇（纥奚）、尉（尉迟）八姓连如此简单的砖铭都没有。但是,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不仅在洛阳大量出现元姓宗亲和其他代姓贵族的大量墓志,而且在平城也出现了“尉娘”、“苟黑”等代人墓砖。     

古人居丧期间的"庐墓"现象及影响

"庐墓"是古人在居丧期间的一种行为.父母去世后,孝子为了表达对至亲的哀痛之情,居倚庐,寝苫枕块;既葬后,有的孝子还要在墓旁搭"墓庐"而居,以守护坟墓,这就是"庐墓".庐墓现象的出现,既是古代礼制发展的极端表现,又是统治阶级推崇孝道的结果.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庐墓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儒家学者提倡居丧,出发点自然是好的,而且庐墓守丧现象对当时的社会还是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的来说弊大于利.     

武威吐谷浑贵族墓葬研究

20世纪以来,在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地区,发掘了一批吐谷浑贵族墓葬。该地区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吐谷浑亡国后的“先茔”地,其中喜王慕容智墓保存最为完整。本文通过对武威地区吐谷浑墓发掘资料的整理,对葬俗进行溯源探究,从更多角度分析武威地区吐谷浑贵族墓葬葬俗特征。     

唐代刘自政墓中铁券考辨——兼与赵超先生商榷

赵超《十将与铁券》一文中认为刘自政墓中的铁券不是买地券而是免死功能的铁券,本文从买地券有没有"铁券"的名称、买地券在墓中位置、免死铁券作用三个方面来分析,结论是唐刘自政墓中的铁券应为买地券,而非免死功能的铁券。     

马王堆房中书——房中那事儿

考古学家也八卦。这不,忽悠到了辛追老太太身上。近年居然有人爆料,长沙马王堆三号墓男主人是“第三者”! 辛追若是能听见能开口的话,恐怕会说“辛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其实考古专家是认为三号墓主是辛追的第二任丈夫。专家的理由是,车大侯利苍去世时辛追还只有25岁,汉初的社会环境不是很封建,     

敖汉地区辽墓壁画生活研究

辽代壁画作为墓葬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为装饰,更多为反映墓主人的生前生活而绘制。它不仅从出行、狩猎、放牧、宴饮、风景等多个方面描绘出了当时辽代人民生活的画卷,也反映了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赤峰市敖汉地区发现的辽代遗址众多,其中辽代壁画不但数量较多并且大都保存比较完整,敖汉地区辽墓壁画的内容丰富,除了辽墓壁画中经常出现的出行、狩猎、风景图之外,还有许多内容精彩的场景图,是辽墓壁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论东周时期三晋地区的墓地制度

作为墓葬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墓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财产乃至社会关系。与上马墓地所代表的春秋时期“邦墓”墓地相比较,二里冈战国墓地代表的战国时期平民墓地的墓地制度暗示出其亲族关系似出现了淡化迹象。三晋地区陵园制的出现是墓地制度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封建政体的一种折射,陵园制使得位居陵园中心的国君墓唯我独尊的氛围更浓厚,这恰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相适应。     

韩愈“谀墓”问题研究述评

文章从韩愈“谀墓”说法之由来谈起,以建国前后为分期,就多年来学界关于韩愈“谀墓”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认为肯定者多从刘叉之言及《平淮西碑》等引起的纠纷入手,断定韩愈因贪图钱财而作碑志文,逢迎权贵,虚美隐恶,谀墓明显.反对者则就史传所载与碑志所写人事进行对比,并联系韩愈的政治思想和文道精神,认为韩愈碑志文写法虽多变,但写权贵就事论事,扬善隐恶,并未谀墓.综合而言,学界关于韩愈“谀墓”的研究,虽取得不少成果,但多集中在探讨作文润笔和韩弘碑志等方面,局限于文本考证,宏观把握不足,研究视野尚需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