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视域下的上海公墓建设（1909-1937）

上海公墓建设始于民间,各界民众和社会团体相继建立了类型多元的公墓,弥补了政府公共职能的不足,是民间社会承担公共性的重要表征.然而,民间社会掌控公墓的建设,不利于政府权力的统合,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强化政府权力,上海市政府将公墓的管理纳入日常工作,在着力进行市立公墓规划与建设的同时,加强了对私立公墓的指导和监管.由此,近代上海公墓体制逐渐由民治转为官治,在此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社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上海公墓的建设和发展.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应为“出殡吊唁图”之我见

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其墓道东西两壁各绘有一幅由六人组成的“客使图”。自壁画发表以来,学界对其内容题材与人物身份做过诸多讨论,得出众多结论。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相关专著对唐代礼制、服饰、边疆文化的描写和国内外的考古发现,在对“东客使图”和“西客使图”中人物身份界定和穿着表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皇帝“遣使吊祭”新罗王等内容的文献记载,认为学界历来争论的“东客使图”和“西客使图”实为唐章怀太子的“出殡吊唁图”。     

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昭君出塞及王昭君墓葬的若干问题辨析

昭君出塞是西汉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自西汉始“昭君”之名屡见于文献、文学作品等,其重要性也引起后人关注。随着昭君出塞事件的广为流传,王昭君墓遗址的出现时间、墓葬地望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就有十余座昭君墓,其中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遗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本文认为呼和浩特城南王昭君墓,目前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之一,其形制特征和地理位置均与文献史料记载一致,故应是史料记载的王昭君埋葬之地。弘扬昭君文化,阐释好昭君出塞蕴含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现实需要,对新时代在边疆地区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

已经公布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为唐代吐谷浑史又添一重要史料,但已有文章多处释录、断句有误。该墓志为吐谷浑王室子弟称王现象又添一证,也成为了吐谷浑由周边藩属到迁居内地,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又一物证。志主祖“丽杜吐浑可汗”与其父兄“拔勤豆可汗”的称号皆可考证。志文明确记载慕容智所葬之地为“大可汗陵”,此处也是吐谷浑王室多位成员的墓地所在。探明“大可汗陵”所指,并解读吐谷浑王室的凉州情结,必须与历任吐谷浑可汗与隋唐王朝的关系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吐谷浑投唐之际的唐蕃关系结合起来。     

鸟居龙藏及其《辽代画像石墓》

鸟居龙藏是日本近代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其学术生涯后期致力于辽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画像石墓则是其研究的重点。1942年,鸟居龙藏在燕京大学出版《辽代画像石墓》一书,汇集了鸟居氏对鞍山地区辽画像石墓的历次调查成果,认为这些画像石展现了契丹风俗、佛教典故、二十四孝故事、西游记故事等诸多场景。其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其判断亦有不准确之处。本文在译注《辽代画像石墓》的基础上,考述鸟居龙藏对辽代遗存的调查行实,评介《辽代画像石墓》的主旨内容。     

集安高句丽大型积石墓王陵研究

高句丽以集安为都425年,分布在集安的大型积石墓王陵将近20座,本文首先通过分析有关文献记载,提出其分布地点是在"故国"三川之中,之后对《集安高句丽王陵》报告中确认的13座王陵和12座备选墓葬,以及太王陵、将军坟等墓的墓主人推断,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已有观点的进一步论证和丰富,同时也有笔者新的思考和看法。     

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

王安石因死非其时,其身后丧葬草草了事,奔丧的人既廖廖无几,更无人为他作“行状”、“墓志铭”、树“神道碑”,而只在墓中埋入一简单“墓碣”。他死时六十六岁,《宋史》本传却误为六十八;死后葬于金陵东郊故宅后,而明代的一个临川知县却说其墓不知所在。这都可证明后人对其生平之极少注意。但因在十年浩劫中曾演出“儒法斗争”的闹剧,使王安石红极一时,遂致江西的临川、东乡两县争认王安石为本县人,纷扰不已。本文正是为澄清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而作。     

曾侯乙编钟与中国古代艺术和科技成就

曾侯乙墓出土的器物以及器铭文字资料数量众多、品类齐全、保存完好、内容丰富,被人们誉为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是我国先秦音乐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被我国考古学界评定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特别是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而且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诸多方面代表着当时世界同一领域的最高水准。     

唐薛儆墓志所见“神鸟”考

1995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万荣县皇甫乡皇甫村南发掘了唐代薛儆墓，该墓总长46、85米，为山西目前所见最大规模的唐墓。在其1号过洞出土一合青石墓志，志盖为盝顶形，90厘米见方，厚16厘米。志石为方形，长宽均为90厘米，厚17厘米，志面及四侧磨光，志面铭阴刻，楷书，书体工整秀美。志盖上阳刻篆：“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在2000年出版的该墓报告中，报告编撰刊布了该墓志的所有材料，并对墓志的志做了非常详尽的考释。     

中国都市的墓制走向

墓制作为宗教与礼俗的产物 ,总是与一定的时代、社会相联系 ,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规律。在 2 1世纪 ,中国都市墓制的演进将从模式化到个性化 ,从家族化到社群化 ,从乡土到广域化 ,从有形化到无形化。都市墓制在短暂经历了“艺术化”与“集群化”的阶段之后 ,将步入旨在回归自然的“无形化”时期 ,“无形化”将成为 2 1世纪墓制变革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