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的佛性说对二程心性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性学说经历了由分歧到弥合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唐代中期中国化佛教的成熟,使得佛性思想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人具有佛性的平等意识在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北宋二程上承韩、柳复兴儒学之余绪,对佛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和借鉴,汲取了佛性说中的思想营养,构建了理学的心性学说,从而把封建社会的人性理论推向了高峰。     

实践型法律教育的思考——“法本取消论”的辨驳与瞻思

"法本取消论"一度讨论热烈,使我们不能不重思我国法本教育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本文在阐述"法本取消论"不可行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实践型法律教育改革的对策:首先应彻底理顺办学体制,使大学法律教育与司法考试相衔接;以辩证理念为指引,树立实践型人才培养目标;构造服务于实践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综合化课程体系,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教育方式融会贯通,以切实提升学生法务能力,为社会所用。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的总体走向及对20世纪西方思想与文论的总概括与展望

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兴起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与它们的形态、位置的更动,是自中世纪末至当代的西方思想发展贯穿始终的基始性矛盾。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现代进程的萌生期,启蒙运动则是现代进程的正式启动。科学从中世纪神学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发展的历史情状,在哲学上产生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启蒙运动带来了法国大革命。人的解放不仅是启蒙运动制造的大叙事,而且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相伴而生、相互为用、共同抗争的两股思潮。因了人的发现,而加速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使人得到解放,升华了人的伟大。两者都以理性为灵魂。而黑格尔的思辨大叙事,其实正是以哲学的形式对于理性的肯定,是理性能够达到的高度之体现,是理性主宰世界的标志。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联合作战、相伴长大的阶段中,它们不同的思维方式、情感取向、价值观就已经显示了殊异,产生了矛盾,并且已经被启蒙主义思想家发现了。人文主义也有其走向反面的因素,这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就是人的发现与重视现世生活的观念造成了生活的放纵与极端的个人主义。当普遍理性在欧洲随着拿破仑的军队的推进而获得胜利时,它也产生了自己的否定因素:"民族"这个概念日益抬头。"民族"是重视自我特殊性、重视传统的,而传统中是有着信仰的、非理性的成分的。这样,它就与普遍理性、绝对理念相对立了。对理性的否定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所谓"理性社会"本身之并不理性。这样,那个高悬的、人的存在都需要它来证明的"理性",就难以再被接受。对"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批判与纠正,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新的起点。理性的中心地位与升华了的人,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彼此斗争及各自自身的调整中,均遭瓦解。于是,一个反向的运动又在萌动发展了。虽然可以以19世纪中叶为界,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划分为两个阶段,但它们之间的一贯性还是相当显著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对之加以概括,即这是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从联合作战、相伴长大到差异增大、矛盾显现、相互调节,再到各自取得其新的形态,获得新的位置的过程。这一过程在21世纪还会继续展开下去。20世纪西方文论对于文学运动缺少综合的、整体的把握,局部性强,宏观气局与整体性不足,史感缺乏,形式分析、阅读理论与作品存在论多,而文学史理论与创作论少、文体论软弱。因而,建立一个融中西思想文化之长、兼具哲学性与文学的特殊性的新的文学理论,乃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我国《民法典》中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效力

优良家风进入民法典,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法独特的社会化要求与其并入民法典后的社会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优良家风条款通过导入家庭在身份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家庭关系中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公共秩序范围与来源,以及制衡婚姻家庭法的财产法化倾向,可有效反映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优良家风条款的效力构成包含了旨在规制家庭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效力,以及推动道德教化的倡导性规范效力,但其核心是引导司法过程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效力。在具体适用上,应着重实现优良家风在处理监护人“失管失教”与家庭成员造成外部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在合理维护家庭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限制假借身份行为谋取不当财产利益行为的功利性效力,以及在创设基于优良家风的独立法益等方面的规范功能。     

水浒气与诚信

随便乱翻书，发现《贞观政要》有《论诚信》一章。现在可谓诚信热，从高考的作文题到报上的新闻、评论，加上２００１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的发言，都涉及诚信问题。于是把这本摆在书架上多年的书看了一遍。《论诚信》头一段就很有意思。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奏请朝廷去除佞人。唐太宗李世民问他：“谁是佞人呢？”那人回答：“臣在民间，不知谁奸佞。陛下可以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不怕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迎合的，就是佞人。”李世民对封德彝说：“流水是清是浑，决定于源头。国君好比源头，百姓像流水。国君自…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文化观评析

文章分析了陈序经“全盘西化”文化观的理论基础，论述了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主要内容。认为建立在“文化圈围”理论基础之上的“全盘西化论”，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情感层面都有不可行性。但并不否认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积极意义。     

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扫描

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中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体现得非常明显。作为"第三次改革之争"的延续,"民主社会主义"之争关切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十七大报告上,胡锦涛再次明确了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读书》杂志更换主编事件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波澜,十年来思想界变迁引起各方关注;文艺学领域"审美意识形态论"之争随着钱中文的长文而告一段落,同时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30年的总结和反思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德国汉学家顾彬2007年再次发难中国当代文学,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学对话与交流仍显隔膜;以邓晓芒为焦点的"亲亲互隐"之争则突显了现代学术语境中传统学术资源的再评价问题。     

“白马非马”论的文化解读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是在中国文化系统内产生的 ,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特质。今之学者通常站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审视和分析它 ,往往忽视了其作为中国文化和哲学问题的性质。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角度去解读 ,可以发现“白马非马”论实际上不属于逻辑问题 ,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认识论问题。它是“责实”问题 ,而非“共相”问题 ;采用的是“辨物察类”型分析法 ,而非概念逻辑 ;它是公孙龙特有的借以阐述其思想智慧的“道”论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基础

作为当代实践哲学的典范形式 ,马克思实践哲学启动并引导着当代哲学存在论范式的历史性变革 ,其实质是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 ,向根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感性的、社会历史性的、生存论的转变。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存在论结构正是实践生存论。实践生存论应当看成是自然、人、社会通过人的历史性的生存实践及社会化活动所展开的生存论统一。实践生存论蕴含的理性的历史乐观主义以及对现代生存方式及文化转型的建设性理解 ,与当代西方生存哲学的非理性的感性个体生存观以及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和建设性的对话。     

如何认识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性质

声无哀乐论是一个旨在追求思辨乐趣的论辩命题,未必是嵇康思考成熟的美学思想.其理由是:其一,<声论>的立论依据不充分.音声不变论是用声音的特点来代替音乐的特点;声情无常论错误地把音乐与感情的关系说成是符号和实体的关系;情在听众论回避了作曲家和音乐的关系.其二,<声论>的驳论之所以具有张力,主要是在论辩术的层面上.主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真正战胜对手,他或者用诡辩法暂时胜人之口,或者提供一种新解释.却不能完全否定对方观点.其三,<声论>的这种特点与魏晋清谈的特点是一致的.清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游戏性质,很多论客热衷清谈,目的不在探求真理,而在寻求思辨的快乐.<声论>可以说是清谈的文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