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价值观及其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马克思"类本质"问题的再反思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自觉和基本前提。人的"类本质"是基于人的"类能力"而次第扩展的超越于人的"种"特征的本质,它具体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各种文明状态。基于人类整体性文明之上的生态价值观构成了人类整体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核,而这一价值观的真正确定尚需人类生态文化运动的启蒙,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支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双重价值取向理论初探——兼论建设生态文明的双重终极目的

马克思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入学思想和生态学思想,使得马克思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人学特征和生态学特征,两者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始终是把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高度发展作为自己的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终极价值追求和最高价值取向。这就是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经济学双重价值取向的本来面目。探讨马克思经济学双重价值取向理论,使人与人的发展和自然与生态发展问题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可以确立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价值维度的地位。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双重价值取向理论的重大发展。这种双重价值追求与取向,正是建设生态文明,形成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双重终极目的。     

市民文明素质评价研究——以对北京东城区市民文明素质的评价为例

市民文明素质是民族文明素质的主导和标志,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是民族文明素质提升中的一大难题。本文以对国内外有关人的素质研究的借鉴为基础,在市民文明素质研究的视域中揭示市民素质“文明”的本质：即市民的文明素质不仅是市民个体的道德观和道德修养,而且是市民在城市“公共领域”活动和交往时所体现的自身所具有的公共意识、公共素养。本文在探讨市民文明素质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构建市民文明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方法以及评价体系模型,并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北京东城区市民文明素质开展评价,创新了市民文明素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论农村人情消费

当前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人情消费日益变味走调,给农民带来极大的负担。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改变农村人情消费不文明的现象有外生性变迁和内生性变迁两种途径,外生性变迁需要政府加强管理和引导,内生性变迁需要充分发挥农耕文化的积极作用,努力促成农村人情消费文明。     

“别现代”与文明调协

"别现代"作为另样的现代文明,是与西欧、北美地区原发的现代文明相对待而言的。"原现代"确立了以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市场导向为底基的社会形态,"别现代"则借助国家权力机制介入生产组织和市场运行,以实现后发民族对先行者的赶超策略,从日本、韩国、新加坡、苏联、中国、越南等实例中可以考见其利弊得失,亦足以揭示当前国际交往中一大争执焦点之所在。"别现代"的生成,意味着人类现代文明和古代一样属多元化建构,且除了东亚地区之外,还可能有适应不同民族传统与历史条件的更多样化的"别现代"形态出现。处身在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世界之中,难以避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往、竞争乃至冲突,但应防止过度竞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要力争做好文明调协。在确立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前提下,经充分协商,或可制定出某种能兼顾多方利益和需求的原则性协议,用以规范国际间的文明交流。而发展中国家亦应紧密追随自身的发展进程,及时调整各种关系,以逐步克服内在矛盾而不断提升其现代化高度。经调协后的互动,当有助于多元一体的现代世界更趋成熟,并以更好的姿态来迎接"后现代"社会的到来。     

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视阈中的鄱文化

建构内涵明确的鄱文化概念,有助于理顺江西文化的内部关系.鄱文化适用的范围应为鄱阳湖周边与邻边地区,而过去使用的"赣文化"概念则可专指赣江流域的文化,如此赣鄱文化一词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整个江西地域文化的代表.鄱文化有其富而自足的内涵,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鄱阳湖水体的变动不居与桀骜不驯,培育了湖区人民的生存智慧与生态敏感,鄱文化因此打上了深刻的生态烙印.鄱文化的生态特征有四种表现:第一是对山水的热爱、向往与依傍,第二是对自然的敬畏、斗争与顺应,第三是对生态的保育、珍惜与尊重,第四是对资源环境的节约、友好以及对实务的注重.工业化浪潮一度使植根于农耕经济的鄱文化处于祛魅状态,随着生态文明曙光的升起,鄱文化的复魅时代应当为期不远.     

论海德格尔时间性概念的隐秘起源

时间性概念(Zeitlichkeit)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词,它关乎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最终解决。然而,这一概念的隐秘起源却在有关"宗教现象学导论"的讲座中。通过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象学阐释,海德格尔将源始基督教的实际生活经验之基本特征理解为一种三态(再临—已成为—瞬间时机)统一的现象整体。而这一基本特征恰好就是后来《存在与时间》中时间性概念的形式结构[即一种在诸绽出态(将来—曾在—当前)的统一性中到其时机]的雏形。     

生态原则与民法的当代转型

《民法典》第9条所表达的"生态原则"并非对传统民法原则的简单增补。传统民法构建于行为中立性的假设之上,19世纪末的社会化运动和20世纪晚期的环境考虑虽然极大限缩了这一假设,却没有从理念上根本摒弃它。在生态原则引入风险预防的思想后,民法开始承认行为的前因后果、社会和生态影响也是行为的一部分。权利人不但有了更高的注意义务,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有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的积极作为义务,并承担历史责任。同时,利用人格拟制技术把自然物承认为权利主体的做法也表明,生态具有了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体之利益的保护价值。法律的适用者在个案权衡时,不能仅考虑不同社会行动者的利益,也必须考虑生态保护利益。所以,生态原则本身具有独特的规范意义,无法为其他民法原则所涵盖。     

以理论自觉助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视角

理论自觉要有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本土情怀,同时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能力的提升来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觉还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以天下情怀的世界观发掘优秀传统文论话语资源,并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践行;最后,理论自觉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强化"世界的就是中国的"之意识。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从理论研究的特殊形态走向世界的一般形态,既要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又能从根本上回答"世界之问"。     

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现代性道路的多线论,是我们从学理上谈论中国道路的逻辑前提。西方现代化历程在文化理念、生存方式、经济逻辑和政治路径等层面均溢出了其负效应。西方现代性实践的负效应不是现代性本身必然带来的。中国道路应自觉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中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走既充分借鉴现代性文明因素又最大限度地避免现代性负效应的道路。从理论上展望中国道路的前景,应自觉建构传统与现代相综合,物质与精神并重,党的领导下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优化机制相结合的新型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