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观念的近代化研究述评

小说观念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其以浓郁的现代性色彩,形成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显明时代特征,艰难跋涉的近代化进程抒写了新小说家孜孜探索文体独立的小说理念。当今学者对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综合考察,就小说观念近代化的义界和时限、标志与维度、动力与机制的分析,为考究近代文化语境下的批评话语变迁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参数。     

中国文学近代化是一个超越时限的过程

中国近代文学 ,无论在发展过程上还是性质上 ,都不同于西方近代文学。西方近代文学从 1 4世纪文艺复兴 ,到 1 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繁荣 ,经历了充分发展的历史 ,并以其各个阶段不同流派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发生、发展时期文学的成熟和辉煌。然而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时间的短暂和变化的急剧 ,使得中国文学近代化的步履仓促而艰难 ,当近代社会结束时 ,它还未走完自己的历程 ,因此说中国文学近代化是一个超越时限的过程。     

论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在我国先后经历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以及对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矫正三个阶段,其对于促进程序公正和程序安定、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体系等都有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举证时限制度在适用的过程中．也被发现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于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完善。     

论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对提高行政实效,实现我国行政法治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制约效率功能发挥作用的因素,如立法欠缺、外部支持乏力等,论述了充分实现效率功能的综合条件,包括外部法律环境的改善、行政机关各司其职及行政程序法的进一步合理化.     

为实现普及基本社会服务而努力

现有资料表明多数国家不大可能实现国际社会为社会发展制定的主要目标。达不到目标的原因各国不同 ,然而其中有两条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都显得突出 :(1)拨付给基本社会服务的资源即使运用得有效而公平 ,也不足以在大家同意的时限内实现普及 ;(2)很少有哪个国家通过统筹安排基本社会服务来充分发挥各部门之间的互补作用。为社会发展峰会所建议的20/20倡议谋求克服这些缺点。从1995年以来儿童基金会一直在积极支持20/20倡议的实施。即使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国家 ,为普及基本社会服务筹措经费也是可能的 ,一部分可以通过改变国家预算的结构获得 ,另外辅之以增加援助国的资助。在全球层次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服务的目标所需追加的费用还不到全世界生产总值的1 %———这是国际社会的财力所能及的。无论什么投资机会 ,难有这样高尚的目标 ,这样富于建设性的成果。     

举证时限制度适用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嬗变。为实现举证时限制度的功效,举证期限原则上应当限定在审前准备程序阶段,具体期限的确定包括法院指定和当事人约定两种方式。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时,除非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或者其所提出的证据构成新证据,否则将发生证据失权的后果。     

对侵占罪适用中两个问题的探讨

侵占罪是修订后的刑法新设的罪名,对于侵占的行为在刑法修订之前一般类推为不作为犯罪而通过民事途径处理;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罪;直接以盗窃罪、诈骗罪等论处。新刑法实施后,中国刑法学界对侵占罪的认识还不统一,诸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司法适用中认定此罪时也遇到了困难,笔者在此将对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最后时限以及遗忘物与遗失物的区分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举证时限制度效率与公正价值的冲突与平衡分析——以《民事诉讼法》第65条修改内容为例

举证时限制度在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与之前的规定相比有重大变化。对于新《民事诉讼法》中举证时限在司法实践中的出现问题,本文分析了举证时限的公正与效率在诉讼中的博弈以及对此提出解决方法,平衡双方在诉讼中的价值。     

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运用

证据在诉讼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重要地位毋庸质疑,诉讼过程实际上就是证据的运用过程,证据的运用直接决定着诉讼的结果。从当事人及代理律师的角度对民事诉讼中证据的运用做一宏观上的把握,分析了如何运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免证规则、举证时限、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一系列具体证据制度,实现诉讼目的。     

《<老子>河上公章句》成书时限考论

《老子河上公注》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注老之作 ,在我国老学研究史上 ,享有独特地位。但是对于这部著作的成书年代 ,一些研究者却将之拉得很后。有的认为它成书于魏晋葛洪时代 ,有的认为它成书于东汉中后期。这不但有违历史的真实 ,也大大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历史地位。对此 ,金春峰先生曾提出过西汉前期说 ,但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基本赞同金氏的意见 ,并从新的角度对之作了进一步论证 ,认为该书既不能晚至魏晋葛洪时代 ,也不能晚至东汉。从已知的材料推测 ,它很可能成书于西汉中期或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