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的梵呗 色达佛学院

色达,藏语意为金马,传说因在这片富饶而美丽的草原上曾发现过马头形金子而得名。色达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北部,是四川最神秘的地方,也是《格萨尔王传》的发轫地之一。色达五明佛学院,堪称世界最大的藏传佛学院,有学员及喇嘛共50000多人。在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从小说《紫荆树》到小戏《打灶王》——一个古老题材演变中传统观念及习俗的变化

紫荆树故事最早见于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之后不断被改写,到了清代,从故事情节到所表现的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代小戏《打灶王》在紫荆树故事中加入了灶神,把原故事中反对分家的主旨改变为主张分家。灶神的加入是因为灶神在民间被看做"一家之主"。《打灶王》里女主人公对灶神的调笑态度,与民间祭灶习俗的演变有关。而变反对分家为支持分家,则反映了传统家庭观念的渐变。     

学者的副业与革命者的事业——王了一和秦似1940年代散文创作比较论

王了一和秦似父子二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散文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学者王了一的小品文主要从身边琐事谈起,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而青年秦似视杂文创作为一种革命工作,是革命者对政治、社会等不平现象的一种宣战。王了一的小品文以知识性见长,在幽默、含蓄中见真意,而秦似的散文则以战斗性为主,在明白晓畅、嬉笑怒骂中见尖锐。父子二人在散文创作中的差异体现了中国两代知识分子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面前所作出的不同的人生选择。     

王畿哲学的政治向度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王畿提出了"先天正心"之说,把"治心"作为"治世"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同时他认为良知的效用可以扩大到政治生活领域;王畿和王阳明一样,强调"万物一体"作为最好人间秩序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倡导个体应该破除"意见"之私并承担社会责任;王畿崇尚王道政治,并认为王道政治之根源在于人心之诚;另外,王畿主张"政学合一".认为"学"必须有政治的追求和关怀,而"政"应该是"学"的深入和落实.     

建构主义视阈下的族群冲突——论1675年北美"菲利普王"战争的起源

"菲利普王"战争是1675年爆发于英国白人殖民者与新英格兰土著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对这场战争的起源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美国早期史、美国国家特性和美国民族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价值.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菲利普王"战争的爆发是英国白人清教移民(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与新英格兰土著这两大族群在新英格兰地区共同构成的族际社会体系所建构的结果,该体系包括文化性因素、物质性因素和主体间互动这三个层面.     

王闿运对释敬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释敬安是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的诗僧,早年作诗多出于苦吟,中年应邀参加王闿运创办的碧湖诗社,受王闿运诗歌理论的影响,取法汉魏六朝诗歌华丽的特点,辞旨清远,虽为僧人而作诗不乏性情,在湖湘诗人中别具一格。     

王铚著述考

王铚是南宋初年重要的学者、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其中《默记》和《国老谈苑》不仅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也是今天研究宋代文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根据现存史料,对王经现存7部著述,17部失传著述,5部曾被认为是王铚所作的“伪书”逐一进行考证,又对照《全宋文》和《全宋诗》,辑得佚文8篇,佚诗5首.这些著述及诗文作品,较好地反映出王铚的思想,也是王铚学术及我国南宋文化学研究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二王杂帖释文订正四例

二王杂帖是研究二王书法、生平和东晋社会、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目前所据最好的释文为《全晋文》,但其中有不少误释,如将“写”误释作“高”、“送”误释作“道”、“具”误释作“既”、“处”误释作“不可”等等,从而影响了对杂帖内容的正确解读,对此,本文予以订正.     

从《哈剌哈孙传》看《元史》列传的问题

《元史》列传的编纂和史源问题是元史研究的基础课题。已往研究多关注《元史》列传取材于元人碑文,尚未探讨这种做法本身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元史·哈剌哈孙传》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前代修史方法不同,《元史》有的列传直接取材于碑文,这是明初修纂《元史》的政治需要。取材碑文却未及甄别,使列传带有对传主歌功颂德、讳言真相的痕迹,不能真实地记录传纪人物的活动,并多有漏载讹误,使《元史》列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部史料汇编。今人在利用《元史》列传时要具体分析,同时把补正《元史》列传的错误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