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江南两类艺术家的审美异同研究

明代中期江南纷繁的文化态势和丰富的艺术样式直接关系到艺术家们的审美导向,文人艺术家和活跃在民间的职业艺术家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由于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互有差异,艺术师承脉络上各有渠道,且文人艺术家和民间职业艺术家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导致他们在创作手法和题材选择等方面不尽相同;在比较两类艺术家的审美取向和作品风格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发掘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和对后世艺术产生的影响有一定的价值。     

明代包装的美学特征和艺术风格研究

明代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个高峰,手工业生产也空前繁荣,在商业发展、海外贸易、文化艺术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商品包装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并具备了造型别致、质朴典雅等鲜明的艺术特征,体现了明代包装的民族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对现代包装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贵州民族治理中的民生关怀问题探析

自明政权建立以后,其大一统思想与治国方针一直未曾间断.被称之为"弹丸之地""偏僻之地"的贵州,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扶持,尤其是针对世居少数民族的治理.在国家力量涉足的少数民族生活区,国家治理秩序得以有效地建立.贵州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与文化格局逐渐形成.诚然,这当中不乏中央政权的有力引导,但重视民生、关怀...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关系论析

明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民族的交往十分活跃,民族融合日益加深,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明代岭南民族融合关系具有普遍性与不平衡性,双向性与延续性等特点,并最后推动了岭南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与进步。     

洪武中后期江南里甲制度的调整

洪武十四年(1381)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里甲(黄册)编制,存在着不少问题。里甲制度本身的设计存在着诸多缺陷,并由此导致了里甲组织在赋役征发中的可操作性出现了问题。为此,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予以改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确立户等、编制赋役册,来解决里甲杂役的佥选标准及轮充次序问题;规定以“都”为里甲编制的基本单位,同时调整有关“畸零户”的规定,以解决里甲编制中的地域范围问题;重新恢复粮长并划定其管辖范围(“区”),重组以里甲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等等。正是这些调整,才使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第二次里甲(黄册)编制得以顺利进行。     

《金瓶梅》人性观与明代中后期"克己复礼"思想无关吗?

从人性的解蔽与整合角度探讨,《金瓶梅》作者由纵欲走向禁欲的人性观与明代中后期的多种思想文化并存共生的局面有关,也与当时“克己复礼”思想大背景有一定关系。     

协作与博弈：明代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

明统治者在土司区治理中实行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制。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与土司间的土流政区互辖关系,二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土司衙门内部的土流官员并设关系,三是土司身兼土官职衔和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职衔的土流兼职关系。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呈现出既协作施政又彼此博弈的特点。一方面,土流虽有主从之别,但二者各司其职,协作施政;另一方面,因土流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二者又存在着纷争和博弈。     

宋明文人异调组词刍议

作为组词的一个类别,文人异调组词产生于南北宋之交而发展于明代:结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组合到相对完整明确,题材有所扩展,戏剧性因素相对增加。文人异调组词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诗词曲三体文学并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了出位之思在词的风格之外尚作用于其形制的嬗变。     

浅析明代女性画家的艺术风貌——以文俶马守真为例

明代中后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以及李贽"异端"思想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批判,使得女性花鸟画家的崛起获得了身后的社会文化土壤。女性画家主要分为师承家学的闺阁画家及克服封建伦理束缚的青楼画家,由于人生迹历、生存环境、受教育的方式不同,使得她们的绘画风格特征也呈现出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