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吏承捐纳研究

明代吏承是官僚机构中的低级办事人员,承担着政府工作的操作与运转,职小权大。明代中后期自推行捐纳以来,按制规定,民可捐纳一定银两获得吏承一职,同时吏承可捐纳冠带、免考甚至迁转。因所需捐赀数额较小,大量人员前往捐纳。捐纳吏员的大肆开展,使得吏员数量更加庞大,成分混杂,更严重的是造成吏员升迁考核制度的混乱。     

明代黄汝亨的宗教经验与八股文观念

万历年间,宗教经验与八股文文风以非常微妙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鼓荡,形成了复杂的关联关系。黄汝亨是万历年间重要的八股文选家,在准备举业、教授门生时,他屡屡谈及举业之文与佛经道藏的关系。通过梳理黄汝亨的宗教经验、知识结构以及八股文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万历年间,士子将佛典道藏的义理、词汇等融入官方的考试文体之中,突破了八股文的文体边界。但是,这种文体越界的最终结果却是强化,而非摧毁了官方的考试规范。     

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主管民事,既往研究对于明代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通过《四川地方司法档案》这一目前仅见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可以发现明代布政司在立案、审问以及详谳等司法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初设计的省级司法格局中,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均有自己的位置和职掌,省级司法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归属按察司,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案件司法权相对开放,在追求公正无枉的目标下,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在司法中的协调与牵制明显。本文从讨论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出发,分析和展示明初的地方司法格局;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明初地方最高机构,即都、布、按三司之间的关系。     

关于明代廷杖的仪式解读

廷杖是明代帝王对士人的公开处罚,作为帝王报复“犯上”朝臣的残忍攻击和污辱,其目的在于让民众意识到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也是对其他官员和社会民众的恫吓,以儆效尤.若以仪式视角来审视,这种处罚形式承载着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是朝廷权力走向的一种“控制仪式”;就整个仪式原由和过程来看,廷杖是“重建”受到挑战的皇权的仪式;从仪式的终极性意义来看,廷杖处罚是受杖士人实现其人生终极意义的道德场域.廷杖伴随明朝始终,其最终消逝则反映了明代政治变迁与传统士人处世心态的微妙变化.     

明代贵州及清水江流域的“皇木采办”与木材贸易——清水江文书·林契研究之二

梳理史志发现,明代贵州皇木采办地重点在今黔北遵义与黔东北铜仁两地区;清水江流域皇木采办是正德年间在上游凯里麻江一线(清平卫),万历二十五年后采木及木商活动在下游天柱翁洞(新市)、三穗县(邛水司)、黎平洪洲;于是呈现出两种现象:一是清水江干流上今台江、剑河、锦屏一线仍是"林箐蓊郁,深邃荒迷"而无采伐记载;二是上游有皇木采办而无木材贸易,下游有木材贸易而非皇木采办。是自然与政治双重因素作用限制了在台江、剑河、锦屏一线林莽采伐大木,官府在侗苗地区采取的抑商政策又阻碍了下游的木材贸易。由此推测,清朝中后期锦屏"三江"一线繁荣的木材贸易当兴起于康熙朝之后。     

明代占城通使中国考

占城为印支半岛古国。今属越南。本文依据明朝实录、文献和档案中记载的数量极少的相关史料，对明代占城向中国遣使修好的过程进行考证，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明王朝与占城外交关系的全面认识。     

关于明代西北民族地区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及其特点

明代西北民族地区土地所有制结构,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体,多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并存和发展的。本文对此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剖析,认为此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具有区域性、延续性、复合性、庞杂性等特点。     

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

西藏传世的明代官窑、民窑瓷器和汉、藏文献记载表明:明代内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和其他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瓷器也受到藏族文化艺术的浸染,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在明代瓷器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热河蒙古族的历史变迁

蒙古族是热河地区主要民族之一。本文揭示了元、明、清时期该地区的蒙古族与其他民族间军事争战,造成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在和平时期各民族间互助合作,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明代中后期的撒里畏兀儿

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明朝兵部尚书王琼总制三边、安辑东迁后的 撒里畏兀儿诸部,至明、清之交。这一时期,撒里畏兀儿失去了自"黄头田纥"以 来的左右一方的相对独立局面,因受制于人而动荡不安、艰难求生,对今日裕固 族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