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德双隆:明代徽州的“寿官”

在明代优老政策的支持下,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寿官"群体。就府一级单位而言,徽州是"寿官"规模较大的区域。徽州"寿官"是由地方府县两级官员依照皇帝诏书,恩授或例授而来,其间有着一定的遴选机制与请得程序。老人通过官员选拔或民间举荐获得相关资格后,经相关部门确认,最终以府县官府的名义授予冠带。尽管"寿官"没有功名,但他们仍可被视为徽州士绅群体的组成部分。"寿官"在荣获冠带前就已有地方声望,获得荣耀后则可通过乡饮制度与地方官员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被地方社会视为道德榜样。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度在越南——基于制度文明的视角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的制度文明,在中越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科举制度由李朝初创,经陈朝发展过渡,到后黎朝达到鼎盛,终至阮朝式微而停废。越南科举制度大多模仿中国科举制度,也在入试资格、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开科时间和甲第出身等方面出现了本土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对越南的政治、教育、文化、社会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一是改变了越南的国家人才选拔方式,使之构建起为集权统治服务的稳定官僚队伍;二是完善了越南学校教育体系,丰富了教育内容;三是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国际传播,促进了越南多元文化的融合;四是造就了越南士人阶层,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在当前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以历史为镜而展开科举制度研究,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根脉,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有益经验。     

明代贵州民族治理中的民生关怀问题探析

自明政权建立以后,其大一统思想与治国方针一直未曾间断.被称之为"弹丸之地""偏僻之地"的贵州,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扶持,尤其是针对世居少数民族的治理.在国家力量涉足的少数民族生活区,国家治理秩序得以有效地建立.贵州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与文化格局逐渐形成.诚然,这当中不乏中央政权的有力引导,但重视民生、关怀...     

宋明文人异调组词刍议

作为组词的一个类别,文人异调组词产生于南北宋之交而发展于明代:结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组合到相对完整明确,题材有所扩展,戏剧性因素相对增加。文人异调组词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诗词曲三体文学并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了出位之思在词的风格之外尚作用于其形制的嬗变。     

明朝对“达官”的管理与优遇

自永乐朝始,明廷对于来自境外的"归降者"有意识的封授武职,赐予汉姓,安插于军卫,从而形成了特殊的"达官"集团。为了安抚、拉拢"达官",使之能真正融入明朝的制度体系之中,明廷在授职、支俸、承袭、生活待遇诸多方面给予了其超过汉官的待遇。明廷对"达官"的优遇措施增强了这一特殊群体的政治认同感。"达官"历经明代军制的多次调整,却保持不变,充分显示了明廷对这一群体的肯定与信任,也是明朝军事体系包容性的体现。     

三原学派及其经学传统

明初学术略承元旧,四书五经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永乐时期所修《五经四书大全》成为明王朝经学的定则,科举也以此为据。顾炎武批评经学这一转型,认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张载开创的关学一直具有重视四书五经的传统,《关学编》所载明代关学学者,绝大多数以经学名世。三原学派的开创者王恕、王承裕及后继者马理、韩邦奇皆有经学著作传世,他们解经不盲从,主张以心证经、以心考经,对传统解经方式时有质疑与批判。这种解经方式打破明代泥古的解经传统,具有鲜明的关学特色。     

明代给事中人选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成因

《明会典》和《明史》关于给事中人选来源的记载多有歧异之处,反映了明代给事中选任制度演变及其实践中的复杂性。明代给事中的人选经历了一个“多途—单途—多途”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给事中选任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也是对人选要求日益提高的过程。其中,由“多途”到“单途”的转变,与明代选官由“三途并用”向专重进士的转变过程是一致的,体现了给事中与其他官员选任的共性。由“单途”转变到“多途”,是在遵循总的选官趋势前提下的提升,体现了给事中选任的特性。中晚明时期,通过限定资格条件、行取、访单、考选等制度设计,能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将才识优长、行政经验丰富、政绩卓著的行人、推官、知县等选拔进给事中群体。包括给事中在内的言官成为导致明亡的重要力量,与中晚明以后内忧外患导致的国家中枢权力结构深刻调整,以及这种调整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有根本性的关系。     

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是建立在通俗小说都得到妥善保存的“假设”之上的 ,它完全没有考虑通俗小说大量湮没的事实 ,因而是完全不合事理的。如若没有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孙楷第等老一辈学者的抢救“引进” ,可能今天面对的“空白”就会是整个明代。从遗存文献史料的字里行间 ,仍透露出明代前期小说的种种信息 ,不仅能够证明稗官小说的大量存在 ,有些作品的内容亦可窥知一二。而现存多数的历史小说 ,都有它更早的“原本”。“明代前期空白论”是不能成立的